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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

  ②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③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

  ①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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