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2)_吕大渝

六二

　　制作完《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三、四年后，我离开了中国。后来，听说英若诚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八九年过后，听说他又不当文化部副部长了。英若诚是一位艺术家、翻译家，有的是用武之地，不做官也罢。

　　播出《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同年冬天，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研究生演出的中国话剧《家》。这个节目，是我在录制《他为祖国争得荣誉》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八十年代初，英若诚曾和曹禺先生访问美国。英若诚还应“斯诺基金会”之邀，为埃德加·斯诺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戏剧，并排练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话剧《家》。不仅公演受到了美国观众的欢迎，录像还在电视里重播过四次。

　　电视以画面为主要表现手段。在《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中，我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一些资料镜头。当我借到了美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家》的时候，很有一种骄傲的感觉：不是只有中国人演出外国名剧的份儿，中国优秀的剧作也同样在外国的舞台上受到欢迎。

　　那时，我们的摄制小组正要去上海电影译制厂，拍摄英若诚参加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译制工作的镜头。我想，何不捎带译制一部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也让中国观众有机会看看外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

　　当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有着一批绝对优秀的配音演员，如乔臻、刘广宁、毕克等。即使不看画面，仅由他们来朗读《家》的台词，都已经是莫大的艺术享受了，何况美国人的表演也确实不错呢！

　　我知道，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的编制下，《家》的译制工作绝不是我份内的事。我确实有些“不务正业”。但那是从我借来的资料里发现的节目，又已从英若诚那里解决了版权问题。资料一旦归还，便一切免谈了，所以，及时落实此事，非我莫属。我认准了那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于是，在临去上海前，便楔而不舍、分秒必争地“上蹿下跳”，大有不批准译制《家》绝不罢休之势。

　　当时的总编室主任是陈汉元，是他的首肯，才使美国人演出的《家》得以译制。后来汉元兄对我的议论传到了我的耳中。他说：“只要是大渝想干的事情，那件事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了。”我搞不清汉元兄对我是褒还是贬，我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在被我麻烦得无可奈何之时，为了图个清净，才批准了译制费用？

　　不过，我每次制作节目，似乎个个都要经历一番软磨硬泡、据理力争的辛劳。

　　作为一个演员，能参加《家》的演出是件很过瘾的事情。《家》是个中国剧本，若不是由于《家》为美国人所演，配音演员就绝少有过瘾的机会了。在上海译制厂为《家》配音期间，很多已退了休的老演员都主动要求回厂参加配音工作，哪怕为台词不多的四姨太、五姨太配音都行。

　　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所得菲薄，但对艺术却十分认真。我争取到的所谓“译制费用”，不过是为那些功力一流的配音演职员们在录音棚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工作时，买些夹肉面包和汽水的钱而已。其实，套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语言，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是“大腕儿”了。可那时的“大腕儿”是口袋里没有“大款”的一群。

　　到了上海，拍片和联系译制工作同时进行。有一天，我和英若诚在宾馆门口等车，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突然说：“大渝，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童心不泯。”虽然我是在开始采访以后才和英若诚结识的，但他的观察是准确的。我想，若不是存有一点点执著的追求，若不是存有一点点不泯的童心，我怎么能够在生活一次次的磨难过后，刚喘过一口气，又会忘却了一切似地傻干起来？

　　《家》译制完毕以后，我和英若诚曾请曹禺先生到电视台专题部的审片间看过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曹禺先生看得很专注。看着看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了一句：“大渝是个工作狂。”

　　对电视事业我始终是全心全力投入的，调到专题部以后更是如此。专题部里非常优秀的老编辑臧树清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每当我写完一篇解说词以后，都会请他提提意见。他总是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还说我身上有着敏锐的记者特质。他曾问过我：“许多播音员中年改行，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为什么你转换得如此顺利？”

　　我知道，近二十年的播音生涯，使我在接触全台各类稿件、各类节目、各类编辑和导演的过程中，有了难得的观察、思考和学习的机会。我也清楚，少年时代那段拍电影的经历，使我对人们常说的“电影蒙太奇”开了些窍，有了些感觉，在从电视播音员向专题节目编导转换时，我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启蒙教育”。

　　但是，耐得住在编辑机房从清晨到深夜的孤独和寂寞，不吃不喝，充满激情，其乐无穷地追求每一个镜头组接的合理和完美、段落转换的节奏感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渲染，我才得到了臧树清所说的改行时“顺利的转换”，才达到了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在当年的电视节目中还说得过去的高度。

　　我成了一个“工作狂”大约是个必然。专心致志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况且，生活中的不顺和失望，使我把工作当成了全部精神的寄托。而且，为了让孩子拥有可以依赖于我的信心，为了他们成长中的安全感，我也得事业有成。如果孩子能以母亲为做，我更无比欣慰了。

　　我算是幸运的。虽然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视编辑，但从极为优秀的摄影师胡琤处得助良多。

　　一个好的摄影师，在拍摄素材时，心中就应该有了未来成品的雏形。就像为一个大厨准备炒菜前恰到好处的主料、配料和调料一样，剪接胡琤拍摄的素材绝不会发生短缺镜头瞎凑合的现象。我们的合作极为默契和顺利。

　　摄影师分两种：机器匠和艺术家。胡琤属于艺术家之列。他一米八零的个子，年轻力壮，虎背熊腰，憨厚实在。平日，他似乎总是迷迷糊糊，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模样，惟独拍片时聪明透顶，比谁都清醒。只要摄影机一扛上胡琤的肩膀，准是一口长气呵成一个镜头，稳得如同在三角架上一般。

　　记录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借用香山饭店大堂拍摄开场白时，在不知不觉中，胡琤把镜头从我的全身匀速推至脸部近景，话音刚落，他的镜头也同时推定，这份功力让我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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