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4)_吕大渝

四四

　　【二十　干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当时，有的办公室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党的副主席林彪是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还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以副统帅的头衔被写进了党章。我预感出了大事，但没有一句质疑。“文革”已经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惨痛教训。

　　当晚，我赶到中学的好友孙文冬家打探消息。从她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得知是林彪出了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九·一三林彪叛党事件公报》，传达到了每一个人。据说，林彪因为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苏联的时候，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因为林彪事件发生在九月十三日，所以也被称为“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以后，小弟的处境才开始好转。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过去快半年了，小弟大谷终于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被释放回家。小弟平白无故被拘留了四年，可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把他轻而易举地打发了。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跟那时一个南斯拉夫的电影里学生们说的台词一样，抓小弟有理，放小弟也有理！墨索里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的独裁者。虽然，小弟的遭遇很不公道，但在那个年月，不讲理的事情千千万万，哪有“讨个说法”的地方？母亲说：“大谷能平安回来已属万幸！我天天在为他祷告。”中国人太“能忍则安”了。

　　林彪事件以后，中央文革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大街上照；日三天两头敲锣打鼓、红旗飘扬。群众仍被指派去欢呼毛主席发表的一个个“最新指示”。

　　“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仍然背负着“炮打”的心理包袱，哪有心情去大街上跟着起哄？我讨厌不发自肺腑地去“欢呼”的差事，便寻找一切借口逃避游行。有一次，差点躲不过去了，我就要了个小聪明，去向刚刚被“解放”了的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的王支书虚张声势：“您得留下个播音员值班吧？万一临时有事找不到人，您的责任可就大了！”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大概也心照不宣。反正我又一次逃脱了上街的折腾。十年当中，我居然保持了没有上过一次街，去游行庆祝发表“最新最高指示”的记录。倒是后来“四人帮”垮了台，我用不着再张罗给自己平反就什么精神压力都没有了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到街上足足蹦了三天。

　　“文革”十年，电视节目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来回重播以外，上镜最多的就是电影明星“小西”和他的夫人。老百姓把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调侃为“小西”。他的夫人是莫尼克公主。

　　“文革”已经七、八年了，岁月就在一波波各种名目的大批判和“三战”中流逝过去。电视台的群众那时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简称为“三战”。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

　　不久，在毛主席众多的最新指示中，一条“五·七指示”又使电视台的编播人员和技术人员与全国无数的机关干部一样，继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一次脱离本职工作，下放到了“五·七干校”。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淮阳，一九七四年初冬，我被下放到那里整整一年。刚四岁的儿子苗苗与我同行。

　　我并不相信真有人是心甘情愿扔下自己的专业去干校的。好在只一年而已，并非遥遥无期。那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流，人人都显得非常亢奋。

　　“大人们常说，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条土路从干校门口一直通到淮阳县城。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五·七道路’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要从大老远的北京跑到这里，一辈子走这么一条土路？”八十年代伊始，偶然从苗儿一篇题为《童年记趣》的作文中读到这段文字，真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内心的感觉。

　　我们的连队取名先锋连。由电视台和电台的成员组成。连指导员是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周居芳。老周是个很宽厚的人，虽然“四人帮”仍在台上，但他从没因为我是“炮打”过中央文革的人而难为过我。

　　在干校一年，我干的仍是每个季节最辛苦的活计。正当而立之年，只要能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对待，我并不怕受累。我别无奢求，只企望今生能过个安定的日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批判。当然，结业的时候，如果再能得到一份好的鉴定，我会更加满足。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已不看重“鉴定”一类的东西了。

　　刚去干校，正值冬天农闲时节。当其他学员整日在宿舍里学习《反杜林论》的时候，我去伙房当了炊事员。

　　咸菜缸放在猪圈东边的小屋里。我的手一到冬天就裂得满是血口。“十指连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做早餐，胳膊伸进咸菜缸里去捞咸菜的时候，盐水把手杀得钻心地疼。我终于知道了盐水的冰点比水低得太多。这是在中学物理课上怎么也记不住的问题。

　　开始，我在厨房后面的小灶上做素食。干校学员的劳动量大，饭菜本来就清汤寡水，素食的油水就更少了。几个素食学员，都是文弱书生，劳累一天，除了盼望吃顿可口的饭菜，也没什么别的指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只能“醋溜”、“麻辣”、“甜酸”换着花样给他们一些味觉上的满足，其他也爱莫能助了。

　　后来，炊事班长又安排我去炒大锅菜。那与小家庭做饭绝不可同日而语。大灶只有一尺多高，炒锅在我脚下，直径一米还多。锅铲是铁锹，那原本该是干农活的家什。我穿着胶鞋，把腿蹬在炉台上用铁锹炒菜，就像在田里挖土一样。

　　杀猪是全连的大事，一般选在星期天连队的休息日进行。杀猪时，“五·七战士”都喜气洋洋地前往围观。

　　屠夫一般由炊事班长和伙房里的男士担当。班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江浙农民模样的南方人。有一天，班长通知我：“星期天改善伙食，你杀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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