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3)_吕大渝

四三

　　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海内外华人以及报刊。杂志纷纷温故而知新，推出了关于“文革”的记事和言论，为的是记住历史，珍惜今天。

　　那年春天，当英国《天下华人》杂志总编辑吴真谛向我问起“文革”年间赵忠祥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情况时，我曾对她说，如果以今天的认识去回顾群众在“文革”中的往事，会有失客观。重要的是认真反思，让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

　　三十年过后我扪心自问：假如当年那张纸条是别人写的而被我拿到，我会不会上交给掌权的对立面？我不会。答案是肯定的。鉴于我那时对中央文革的反感和派性，我或许会把它悄悄销毁，并不去和当事人说明，因为毕竟是我未经许可，私自到别人的小花篮里去拿了东西。或许，我会让当事人自己销毁那张纸条。从好处着想，我是提醒她多加小心。从私心上讲，我是出于派性，向她表功，强调我的义气。但后者的弊病是当事人觉得有小辫子抓在了我的手里，心存芥蒂，并会认为我是个私自拿取别人东西的人。

　　从过去到现在，我对那位室友始终是谅解的。据我所知，她是旗人，祖上可能有过满族人关后的风光，后来，家道中落，她的父亲似乎做了协和医院的看门人，属于那时常说的，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一类。以她当时的年龄、阅历和水准，在毛主席已经被神化，以及“文革”之中一片“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的政治舆论的冲击下，她必定认为交出我写的纸条是在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正确的革命行动。

　　只有曾亲身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才有可能以彼时彼地的政治氛围去看待当年的大多数群众，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何以能使亿万中国人在“文革”中疯狂地追随于他。

　　正因为我对那位室友的谅解，即使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都从未再向她提及过她对我的揭发，反而曾为她开脱。早年，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张木匠与我和她的关系都十分友好。我们又同属保守派。张木匠还为我做过一个长约一尺精致的小木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以后，有一天，我们在电视台前厅聊天，张木匠突然向我当年的那位室友迸出一句：“你好？你那个时候揭发人家大渝！”我的前室友顿时张口结舌，难以下台。我立即主动为她解了围。

　　虽然我喜欢朋友，即使够不上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就算是一起共过事的老同事，几十年下来，也应该比常人多上一层亲切之感，更何况日出同工作，日落同歇息的室友。但是，每经历一次人生磨难，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我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如此，对至今仍能做朋友的人则倍感珍贵了。

　　记得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的第二个夏天，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宿舍突然臭虫成灾，也不知为什么，臭虫只咬我一个人。一连多少个夜晚，我的室友可以安然入睡，我却被折腾得疲惫至极。大家说，因为我的血是“甜的”，所以蚊子、臭虫。跳蚤都喜欢叮我、咬我。有一天，我又被咬得苦不堪言，掀起枕头一看，哇！密密麻麻，大的像黄豆，小的像针尖儿，臭虫满视野。我的室友说：“要不，你跟我一块睡吧。”奇怪，我挤到了她的那张单人床上以后，臭虫也不来了！我这才睡上了一个多日来的安稳觉。后来，不知用了多少壶开水，我才把臭虫消灭了。

　　但是，我怎么能够料到，四、五年之后，因为一张我给江青提意见未遂的纸条而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导火线，恰恰是曾与我一起进行过“臭虫大战”的室友点燃的呢？如果不是因为“文革”，我和初出道时的那位室友，都是在刚刚摘下红领巾不久的年龄，就走进了电视台，一起步入青年，走进中年……肯定会保持长长久久的友情，哪会像今天这样，她几乎已被我从记忆中抹得干干净净。

　　三十年过后我们心自问：假如我当年是个造反派，也夺了权，成了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的人物，有人交来赵忠祥写的一张对江青不恭的纸条，我会不会也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我想我是会的。如果外部事件也把我逼到必须被动地作出抉择的墙脚，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在中国“极左”思潮盛行和派性作怪的社会大背景中生活的普通人，我别无选择。否则我将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与他同归于尽。因为我毕竟不是遇罗克和张志新，还没有那么清晰深刻的见解，使我坚守信念、义无反顾。

　　或许，在我假如不得不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的过程中，我会心慈手软，我会有所顾忌。在不予人口实的前提下，我会网开一面，对他多加关照。毕竟我们在中国社会尚且正常的年代里，在中国电视事业初创的岁月中曾并肩走过一段充满朝气的时光。

　　从过去到现在，我对赵忠祥始终是谅解的。我被“揪出”之后，坐进了“一零一牛棚”。有一天，赵忠祥独自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了我一番，已完全不是主持“揪斗”我的大会上的面孔了。我很清楚，以他当年文艺播出部第一把手的身份，对我进行批斗、进“牛棚”以及监督劳动的一切安排，均是他的决定或首肯。但将心比心，我觉得他当时会有些恻隐之心，也会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文革”以后，我和那位后来成了中共党员的前室友仍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是我那段“现行反革命”生涯的始作涌者，但她从没对自己的作为表达过一字一句的歉意。我们已形同路人。如果她能在日后向我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所有在“文革”中，进而在整个人生中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的人们（这其中也应该包括我自己），能正视掩盖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类自身的不足并予以反思和忏悔的话，或许，我们的民族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的世界会显得更加美好。

　　《天下华人》中“文革三十年”专栏的那篇文章在谈到毛泽东对“文革”的灾难“固然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以后说，“但全民族劣根性、动物性的大暴露，却不是他的过错。”文章还说：“我并不想指责谁，只想让人们了解和记住那些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可怕的真实。只有了解它，记住它，才可能防止它。”

　　近年来，当我一次次读到发生在中国的“反右”、“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人为的政治运动的内幕以及由此给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的时候，痛定思痛之际，不禁想到，今后，如果再有此类上层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冠以“革命”的名义，并以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舆论，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又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亿万中国人该怎么做呢？

　　历史不应该再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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