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6)_吕大渝

二六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在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女十二中接受了参加团体操中少女操的表演任务。在训练过程中，我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在少年宫的训练成果，也为女十二中完成少女操的表演任务作出了贡献。

　　团体操是由国家体委创作和负责排练的。少女操的音乐选用了聂耳的《春节序曲》。训练的程序是先由各参与学校的体育老师前去学习，回校后在体育课上传授给所有参加表演的学生。因为是个群众性的体操表演项目，所以，少女操的动作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动作有“法儿”和“没法儿”则有着天壤之别。

　　女十二中的石先生是位极其优秀和开明的体育教员。但是，石先生毕竟不是舞蹈演员，也没有受过艺术体操的训练。

　　在石先生的体育课上，我把她传授的像课间操似的少女操加上了“法儿”，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石先生大度地要求我代替了她。从此，我不但前往受训，学习第一版的少女操，而且，全运会排练期间，整个女十二中从初三到高中的体育课全部由我“脱产”教授少女操。我业务过硬，信心十足，教学组织得井井有条，课堂纪律极好。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

　　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教授少女操的体委或是体院的那两位教员的姓名了，只记得年长些的稍高，年轻些的稍矮。集中排练时的指挥，大都由年轻的那位老师担任。为了表现健美，各学校的队伍都是个子高的在前面，个子矮的在后面。我才一米五八，排在了队伍的后面。

　　但是，排练了一段时日之后，有一天，年轻的老师突然在扩音器里叫我出列，她把我调到面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的位子上，周围那片一米七零的大个子们高出我半头还多。开幕式那天，不知主席台上的观众是否会奇怪：为什么一群高头大马的女学生当中央了一个小个子？一个很有“法儿”的小个子。

　　在整个全运会的训练和彩排期间，每当看着低年级小同学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时，总觉得似曾相识。当我还是个低年级小同学的时候，不是也曾向一号音乐教室的那些高年级的歌唱好手们投去过相同的目光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是高年级的学生了！那学电影的美好的理想一天近似一天。

　　【十五　进电视台】

　　按规定，少先队员年满十五岁的时候就该退队了。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从来没有过当班干部的记录，只是到了高一，班上十来个即将退队的同学推选我当了几个月少先队的小队长。

　　在迈入青年时代的前夕，我们小队的老少先队员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留恋起来，每天，不但再也不会忘记佩戴红领巾，还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时节，特地去照了张合影作为告别少年时代的留念。那天，大家格外亲密，还有点伤感。

　　少年时代逝去了，我已经满了十六岁。一九六零年春末的一天，教导处的一位老师通知高中几个不同班级的同学去参观北京电视台，而且还指名我当了领队。在学校，我早已习惯了大头兵的生活，所以，对由我当领队的决定，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

　　“人造卫星翱翔空间，跳着轮舞飞向前”、“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地球也需要好同伴”，当世界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我和同学们正因苏联宇宙飞行员加加林邀游太空而唱着《人造卫星之歌》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电视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于一九五八年。那年初秋，我在北海公园第一次见到电视。那天，一台十三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架在前门入口不远的白石桥头，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试播节目。中央电视台初创时，因为发射功率只能覆盖北京地区，被称为北京电视台。那次播出杂波很大，图像极不稳定，我看见了一个脸部不断错位的女播音员。她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首位播音员沈力。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未来的命运，将与面前这个发射着歪歪扭扭图像的电视台紧紧相连，屏幕上那位女播音员会成为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及多年的朋友。

　　广播大楼是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位于复兴门外二号，虽然它现在已经显得老旧，但在一九六零年，却是北京城的时髦建筑。

　　去参观电视台的那天是个星期日。教导处老师说，电视台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到了西单，广播大楼则近在眼前了，而电视台就在广播大楼里。教导处老师让我放心，他说，只要我们能按时到达广播大楼门口，就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我们。

　　星期日下午，大约七、八个高二和高三的同学在学校集合后，就乘公共汽车向电视台进发了。

　　广播大楼果然非常醒目，车刚到西单，就看见它像只羊群里的骆驼似地矗立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到了！”我赶紧招呼大家在西单跳下了公共汽车。

　　我对西单一带不很熟悉。几年的中学生活，我的活动范围超越过天安门的时候不是很多。当然，每年“五·一”和“十·一”庆祝游行或联欢晚会的时候一定会去天安门，此外，就只是难得去一趟西单南面宣内大街的高大夫诊所了。高大夫诊所是那种前店后厂的两层小楼，楼下行医，楼上住家。在拍电影《祖国的花朵》外景的时候，我和高大夫的女儿高光是同宿舍的小伙伴，后来，我们曾有多年的来往，但西单往西面的远处，我从未单独出行过。

　　在西单下车之后，冒着北京春天特有的风沙，我们走了好一阵子，电视台还是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这时我才知道“看山跑死马”，广播大楼高西单还足足差着三站路呢！

　　上中学五年了，难得这次让我负点责任，当了领队，谁知第一次就出师不利，下早了车。好在同学们兴致很高，并没有埋怨我。我们去参观电视台，人家还得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假如再迟到，就更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心里很不安，同学们也都加紧了脚步。我们气喘吁吁地总算按时赶到了广播大楼。

　　四十年前，过了西单路口不久，就只是一片低矮的民居，几乎看不到什么商家了。复兴门外，更是一片荒凉。护城河畔拔地而起的广播大楼与周围的景致极不协凋。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电视台作人小工作的郑薇，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老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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