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5)_吕大渝

二五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是那个年代的儿歌。那时，市面上提供了一些高价的调剂物资，母亲有时会买些五元钱一斤的桃酥锁在柜子里。饿得发慌的三个弟妹经常由大弟和妹妹望风，小弟动手“行窃”。那是个很老旧的柜子，即使外面加了合页上了锁，也还是能拉开一条缝，小弟的小手刚好可以伸进去。待周末母亲打开柜子打算发给每个孩子一块桃酥的时候，往往已空空如也。可母亲从来没有为此有过一句责骂他们的话。

　　在那个年代，一袋花生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我想赔都无从赔起。母亲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但她始终沉默着，仍没有一句难为小弟的话。心虚的小弟躲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小弟才九岁，他实在饿呀！看着小弟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很可怜他，就没再说什么。而且，花生已经没有了，说什么也晚了。我只是十分后悔没有在拿回花生的当时立即炒熟，再马不停蹄地给张德美送去。

　　我一向看重朋友间的信任，花生没有了，我不但辜负了张德美的信任，而且，简直就像个费尽心机打劫花生的骗子！怎么向她交代呢？我忧心忡忡。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向张德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她没有对我不依不饶，但我觉得窝囊透顶。

　　时过境迁，多年后，人们已能吃饱饭了，老同学们曾有过一次聚会。我向已是中学教员的张德美又提起了那袋花生，忍俊不禁之后，我仍觉得那是一件令我终身遗憾，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在北京景山公园苍松翠柏、红墙绿瓦环绕下，有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建筑，它的正门，与崇祯皇帝自缢的煤山遥遥相望。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少年宫在那里成立了。我作为少年宫第一批的老组员，从初一到高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的节假日和寒、暑假，直至我去了电视台。

　　我还是初一的学生时，少年宫到女十二中招生，学校推荐了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考试，一起去的还有后来为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的张敏初等人。

　　自拍完电影，我已确立了高中毕业后报考电影学院的目标。我想，台词、表演课长大一点再学还来得及，但形体课讲究“童子功”，从小训练要更好一些。于是，我报考了舞蹈组。

　　少年宫舞蹈组设在正殿西侧的偏殿里。那是个半专业水准的校外活动小组，分民间、古典和芭蕾三个班，每周上课两次，由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任教。

　　按我的形体条件来说，是不应该被录取的。舞蹈组的辅导员杨书明，那年只有十九岁。他告诉我，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录取我。我当时的直觉是，学校在推荐报考的学生时，告诉了他们我是《祖国的花朵》的小演员。

　　一起拍电影的张筠英、柳青和刘家彬也都被录取了。我和张筠英分在了民间舞组。柳青和刘家彬分在了芭蕾舞组。

　　舞蹈课极其正规化。一开始只是在把杆上的训练以及拉山膀。踢腿等其他基本训练。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我对舞蹈界行话所说的“法儿”(读音是“去声”)开了窍，有了“法儿”，并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

　　“法儿”是舞蹈内在的神韵。一个舞蹈者即使动作完全到位，如果缺了“法儿”，则毫无味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训之后，为了配合汉族。维族、藏族等民族舞的课程，才排练了《拔萝卜》、《新疆舞》。《藏族踢踏舞》、《打盅盘》等表演舞蹈。

　　少年宫的生活，是我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严格的基训、有趣的排练，鹫峰夏令营的篝火、慰问解放军的演出，还有辅导员的关怀和小伙伴的友情。

　　一九五八年，给毛主席献花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满了十四岁。那年暑假，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参加了在鹫峰举行的夏令营，并将在营火晚会和文艺晚会上演出。

　　鹫峰脚下的一所学校是夏令营的营地，教室是我们的营房。

　　有一天午后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刚刚走出房门，迎面而来的一个少年和我同时都愣了一下。我看见的是与我一起给毛主席献花的瞿弦和，一个放大了的瞿弦和，他长高了足足一头还多。他也认出了我，但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硬要父亲领着挨门挨户去寻找我家大门的那个小男孩了。我们都很矜持，彼此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在拍摄《祖国的花朵》时培养出的对电影化妆的爱好和一点点实践经验在少年宫的演出中声名大噪，不只舞蹈组的小伙伴排着队要我给他们化妆，就连戏剧组也请我过去给予帮助。瞿弦和是戏剧组组员，直到在演出后台，我们才开始交谈。他那时在北京男二中读书，开学后也该是高一的学生了。男二中高女十二中高中部很近，也在灯市东口。他的姐姐瞿弦音是女十二中高我一级的同学。他们的母亲张绍谨是北京女十一中的教员。以后，我和他们一家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年，半专业水平的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口碑甚佳，一些艺术团体往往希望直接从少年宫招生。

　　一九五八年暑假，两位志愿军文工团的中年人走进了马将军小院找母亲谈话，希望我加盟志愿军文工团。他们看过我的演出，又从少年宫得到了我家的地址。母亲从头到尾，毫无商量余地。

　　母亲有点让他俩下不来台，可我也只是向他们报以友善的微笑表示歉意，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火力增援。从事电影事业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不会为此改变初衷。

　　虽然去志愿军文工团的事就此罢休，但我自此对志愿军的动向却格外关注。不久，志愿军就从朝鲜撤军了。

　　从北京市少年宫步入艺术殿堂的不乏其人。就我所知，我的同代人中，舞蹈组的杨建章、张敏初、肖敏去了北京舞蹈学校，张筠英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柳青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刘家彬去了东方歌舞团。同台演出《拔萝卜》的男孩张大森去了中央民族广播乐团，成了一个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在戏剧组中，瞿弦和、郑天龙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栾景泉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市少年宫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少年宫的第一批老组员、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年人，回到了留下过少年时代美好梦想的地方，人人感慨万千。我写了一首诗，由我、栾景泉、张筠英与瞿弦和登台集体朗诵。

　　漫漫人生，即使中年坎坷，但我确实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少年时代。在少年宫度过的那些令人留恋的日子，则是我生命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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