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34)

一三四

　　“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六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竟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

　　“我们刘伯承同志四十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像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对这段话军事学院两千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而这时的刘伯承，已经交卸了原职，辞去了新职，仍旧苦于病残而继续在外地治疗。几个月来，他先在上海，接着又到太湖、黄山，最后到广州、海南岛等地。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继续大批所谓“反冒进”。结果，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5月25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的副主席。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阴风、点鬼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胡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88年4月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元帅教育家刘伯承》一书中记述了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讲的很多话：

　　“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毛主席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学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主席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北京在开会，批判、斗争在升温……

　　多病的刘伯承还蒙在鼓里，还在受疾病的折磨……

　　没说的，请回来！于是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刘伯承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在所谓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他的夫人汪荣华在回忆刘伯承这段历史遭遇时写道：“到1957年春天，我见你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你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你。这之后不久，你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你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你又是一夜没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你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你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你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了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你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你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你时，你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后来，邓小平对1958年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结论，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徐向前元帅也指出：“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到50年代后期，刘伯承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他那饱受战争磨难和工作劳累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脑病使他经常头痛不已，头昏目眩，目疾引致眼压增高，眼球似要夺眶而出；握笔的手时常发抖，难以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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