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33)

一三三

　　1957年夏，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组建高等军事学院，调刘伯承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这一期间，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是年8月间，他从北戴河疗养院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说明因健康原因呈请免任新职。根据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改由叶剑英担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一职。

　　正在此时党内和军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运动。这场轩然大波，使刘伯承的翻译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被迫中止，也使我国的军事翻译事业和军队教育事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

　　看来，刘伯承的“童话”并不是多余的话，后来事态的发展，至今让人不寒而栗。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五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政治部也发了贯彻党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又从北京三次写信给学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在信中，刘伯承还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哪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党的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常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有人甚至在考场上尿裤子。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材都有好处。

　　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可是，到了1957年春，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月初，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指出：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还指出：“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已经改正过来，或正在改正的缺点错误，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院的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根据国防部的指示，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各部、系均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定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1957年的上半年，刘伯承仍然在上海治疗。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者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近几年过份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身体状况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三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但由于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照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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