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29)

一二九

　　刘伯承对苏联顾问是很尊重的。他知道，这些顾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建立过功勋的战将，有的还是当年列宁领导下的老红军和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且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热情支持的。因此，他在工作中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在生活上贝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给他们配备翻译和助手。每年，还安排他们到部队参观访伺，到名胜风景区游览度假。

　　一年夏天，刘伯承陪同军事学院首席顾问罗哈里斯基中将到太湖游览。面对波光粼粼、帆影点点的万顷太湖的壮丽景色，罗哈里斯基高兴极了。他提出与刘伯承比赛爬山，看谁先登上鼋头渚后山的顶峰。刘伯承友好地应战了。于是，他们从“太湖佳绝”的牌坊出发，一起向鼋头渚后山高处的“天倪阁”攀登。

　　登上天倪阁之后罗哈里斯基和几个苏联顾问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而刘伯承虽已到花甲之年，却步履稳健、行动敏捷、神态自若、大气不喘。这使罗哈里斯基十分敬佩。

　　在下山的路上，罗哈里斯基与刘伯承愉快地交谈起来。从中国的孙子、德国的克劳塞维茨，谈到俄国的苏沃洛夫等世界许多著名军事家的事迹。刘伯承也用夹带四川乡音的俄语不时地回答罗哈里斯基的问话。他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熟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熟知苏沃洛夫的军事法则和苏沃洛夫的著作《致胜的科学》的全部内容。这更使罗哈里斯基大为叹服，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又加深了一层。以后，罗哈里斯基奉命回国，一直怀念刘伯承，怀念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与刘伯承结下的深厚情谊。

　　刘伯承与苏联顾问一起工作时，既尊重他们，又不丧失原则。该解释的就解释清楚，该坚持的就坚持到底。他的这种态度，也赢得了苏联顾问的尊重。

　　搬火盆这件事虽然是一件生活小事，但是关系到苏联顾问的生命安全，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刘伯承沉思之后，抬起头，用平静而又坚决的语调，对前来汇报的干部说：“你再去一趟，传达我的话，就说我院长这样做，请顾问同志也要这样做！”

　　苏联顾问对刘伯承是很尊重的。听到这个干部的传达之后，他们很快把炭火熄掉，把火盆搬了出来。这个矛盾顺利地解决了。

　　跟“老外”合作还真不容易呐。这不，当演习进行到第二阶段，因学术问题又与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事情是这样的：演习第一阶段，“我军”第一梯队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前出到句容以东的白兔镇一带。“我军”第二梯队也加入战斗，准备向纵深方向发展。这时，“敌人”增援部队的一个先头团刚刚赶到白兔镇，正在抢修工事，企图顽抗。面对这种态势，苏联顾问主张凭借强大火力，首先给立足未稳之“敌”一阵急袭，然后以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坦克引导步兵，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地沿公路向前推进。

　　担任演习军长的杨勇，不同意苏联顾问的意见，他坚持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战法，以第一梯队在正面实施牵制性攻击；以第二梯队向“敌人”侧后大胆穿插迂回，首先将“敌人”增援部队的那个先头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纵深发展。

　　苏联顾问态度强硬，坚持他们的意见。致使演习难于进行下去。

　　情况反映到刘伯承那里，刘伯承完全同意杨勇的意见。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他亲自拜访了苏联顾问，向他们作了含蓄、委婉的说明，甚至使用了一些外交辞令。

　　他首先说：“对于苏联的军事科学，特别是苏军组织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在运用中则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接着，他又说道：“目前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还达不到苏军的现有水平，实施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强行突击，在目前无法做到。所以，需要先把白兔镇的‘敌人’吃掉，然后再向前推进。”

　　刘伯承的这番话，真是无懈可击，说得苏联顾问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演习终于按照“军长”的方案继续进行，“红军”第二梯队像尖刀似的穿插到“蓝军”后方……

　　【38.刘伯承的现代童话：从前有个鬼谷子，很懂兵法。
　　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庞涓，一个叫孙膑，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

　　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常发展的时期，也是刘伯承在军事教育、军事科研、军事翻译上大展鸿图“拼老命”的年月。此时，他的确有些老了。无情的自然法则，战时的累累伤痕，工作的艰难重担，沉重地压在他的两肩。尤其是仅余的那只左眼，视力大为减退。然而，刘伯承仍然壮心不已，发奋工作。他亲自抓翻译队伍，亲自指挥演习、上大课，亲自翻译、审校译稿，编制教材、军语。仿佛样样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他的夫人汪荣华却非常清楚，一位经历过40多年战争磨难的六十老人，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行，将意味着什么。她时常关心地劝阻说：“我看，你这几年办南京军事学院，比指挥打仗还要费力，要适当休息才好。”刘伯承却粲然一笑，依然埋头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在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的岗位上，率领全院教员、译员、学员，共同努力，发奋追赶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水平。

　　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以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朝前迈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又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要想建设中国的现代国防，必须认清这一趋势，并以卧薪尝胆的精神作艰苦的努力。刘伯承有远见地指出：“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因为，时代是前进的，实际是运动的，搞军事科学研究，一定要看世界军事发展的水准，要预见将来，要打提前量，“要从现在的实际，走到将来的实际”。

　　同时，刘伯承还认为，世界军事又是多层面的，军事翻译必须广泛获取各种军事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和“窗口”，了解世界军情，借鉴外军经验，将自己的“聚焦点”，始终对着全球军事水准。他指出：“我们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和军事学术，以及战争潜力及其备战措施等特点，必须很好地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胜利之师”的人民解放军更为重要。

　　刘伯承就是这样，他不但善于通过翻译工作收集各种军事信息，传播军事知识，与世界各国军队进行横向比较。而且，善于深入思考，认真探索，向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刘伯承对战役法理论的研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战役法是处于战略和战术之间这一层次的军事学术。其内容是研究集团军和方面军准备与实施合同战役和独立战役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是整个军事教学中的“重头戏”。

　　起初，训练部门委托苏联顾问编拟了一个草稿。刘伯承看后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份草稿未能反映出战役法的理论实质。尤其是没有体现中国军事特点。因此，他决定亲自动手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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