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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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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坚持收生标准,是刘伯承严格把住的关口,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大都是工农出身,又长期经历战争的考验,是真枪实弹里冲杀过来的英雄好汉啊!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入学。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训练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政治工作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1950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紧要时刻。侵朝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集中了20多万人,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总攻势”,叫嚷”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先是主动后撤,撒开大网。尔后展开了强大的反攻,收复了平壤市,把侵略者一举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这一个月中,刘伯承主持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在10天时间里,他和参加准备会的干部、教员一起,拟定了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四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研究了这四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强大的新年攻势,开始进行第三次战役。 这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动员报告。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是195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会。我们并没有休息,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开学。 “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战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开学了,真该乐呵一下。从四面八方来的兵团、军、师、团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入伍的,也有少数解放战争时期升上来的。这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度过10多年以至20年的艰苦生活,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们是即将授衔的将军和校官,是人民军队的栋梁之材。胜利之师的将校级军官,勇士、英雄辈出的军队精华,今天得到入学深造的机会,谁也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可是,几堂课下来,学员队就炸开了锅: “谁是谁呀,这位教员老兄是国民党的厅长啊。” “没有错。” “刘院长怎么了?是看花了眼,还是昏了头?!” “真是怪事!” 原来,刘伯承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一些学有专长、擅长外国语言的老译员和许多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事教官,云集紫金山下。经中央军委批准,先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600多名旧军事人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副总长、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师长、军长、司令,以及一批少将、上将“高参”、“教官”等等。最高时约占全院教员总数的70%。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一到军事学院,就渴望见到刘伯承,聆听刘伯承的教诲。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从1950年年底起,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抽空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矛盾。 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就比较庞杂混乱:有人崇拜英、美的军事思想;有人宣传德、日的战略战术;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竟使用过去国民党惯用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同志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说:“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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