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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开学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对大家说:“伺学们,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分紧要的关头,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蒋独裁的斗争。在我们太行山,刘伯承将军带领队伍,天天都在前方打仗、流血,保卫解放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念书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要发愤学习,力求进步。”

  刘太行细心地听着,他联想到爸爸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千千万万个解放军叔叔正在火线上英勇杀敌,他暗暗下了决心:要牢记爸爸的话,好好读书,争取进步。

  刘太行说到做到,他和穷苦同学一样穿着粗布衣,吃一样的饭食。上课的时候,他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听课,遵守课堂纪律,一点儿也不闹“特殊”。下课了,他和大家一起玩捉迷藏、老鹰抓小鸡、打“老蒋”等游戏。有时候,同学之间难免发生一些小别扭,但刘太行从不斗气,更不因自己是司令员的儿子而盛气凌人,强词夺理。

  由于刘太行牢记爸爸的教导,严于要求自己,一直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学习成绩也很出色,但老师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刘伯承的儿子。

  刘太行读书的地方是武安县,他爸爸的驻地在冶陶镇。两个地方相距20多里。平时,太行就寄住在学校和老乡家里,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家一趟。

  每到星期六下午,刘伯承的警卫员申荣贵就骑着马,高兴地向武安县奔去。因为他和刘太行早就是一对亲密的好朋友啦。他趁着发信、送文件的机会,顺便把刘太行接回家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俩一起坐在马背上慢慢地走着,简直像小哥俩。一路上,太行滔滔不绝地谈起学校里有趣的事情,申荣贵听了乐得嘿嘿直笑。他听出来了,刘太行和同学们相处得很不错。不然,哪会有这么多动人的事咧。

  太行讲完了,马上向申叔叔提出要求:“申叔叔,该你讲一讲啦,咱们部队最近又消灭了多少敌人?”

  “甭提啦。”申荣贵眉飞色舞地说道:“刘司令员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申叔叔,我爸爸说的,不要老夸他。”刘太行插话。

  “对,对。”经太行一提醒,申荣贵好象想起了什么,又接着说:“部队在陇海路、平汉路打了几个大胜仗,消灭了几万国民党军,真痛快极了……”

  他们两个说笑不停,忽然,太行天真地说:“申叔叔,你当解放军真光荣,以后,你可不要看不起我呀?”

  “哈……”申荣贵笑了起来,并反问道:“太行,你是司令员的儿子,是不是你看不起我哟?”

  刘太行十分认真地说:“我爸爸也是做四人出来的,我对任何人都看得起。”

  申荣贵又问道:“当真的?”

  “不信,咱们俩拉勾、上吊!”太行表情严肃地回过头,伸出小拇指,一板一眼地说:“咱们永远做好朋友,谁要变,是小狗,你敢不敢?”

  “好,说拉就拉。”看着太行纯真可爱的表情,申荣贵伸出信任的手,和刘太行紧紧地“拉勾、上吊”……

  1948年的冬天,人民解放战争正进入最紧要的关头。刘伯承在前方指挥作战,汪荣华也到前方工作,就更顾不上孩子了,只好把刘太行留在华北军区。

  有一天,当上了作战参谋的申荣贵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取地图。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喊:“申叔叔!”

  申荣贵回过头,看到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孩,满身还长着疮,差点没认出来。申荣贵不由得鼻子一酸,大声叫:“太行!”于是,紧紧地把太行搂在怀里。太行也紧紧抱住申叔叔的胳膊,眼泪扑簌簌地流出来。

  “申叔叔,带我到前方去吧。”太行流着泪,恳求地说。

  “不行啊,太行,前方战斗非常激烈,我已在华北军区工作,任务十分紧张。等打完仗再来看你。”申荣贵说着,也泪巴巴了:“把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一洗,擦个澡吧……”

  太行非常懂事地点点头。

  申荣贵把衣服洗好,就和太行告别,到前线去了。申荣贵对战友们说:“为了解放全中国,刘司令员把全部精力都扑到前线去了。首长的孩子都这么艰苦,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回想完这一段往事,汪荣华觉得内心平静多了。是啊,照一般人看,当了大官特殊一点,弄间房子,把长子的婚事办得体面些,似乎无可非议。可我们是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人民,为大众,万万不可以谋私利。她微微一笑,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摊了摊手,说:“没办法,我知道,说了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真的,这是你爸爸定的家规,我却明知故问,这不碰了钉子!”

  从小就在爸爸身边长大,经过风雨漂泊的儿子太行,并不生气。他本来想,爸爸妈妈的卧室、客厅自己是不能占用的。但储藏室又脏又黑,恐怕问题不大。结果,爸爸也不同意,这说明爸爸从严律己。国家处在刚刚恢复时期,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也该自觉才是。于是,他主动做好未婚妻的工作,不在家里办喜事,另选了一处新址。一当时,一些跟随刘伯承多年的同志很不理解,在生活会上给他提了意见,说:“首长太不近人情,子女结婚是大事,暂住一下家中的储藏室都不让,太过份了吧。”

  刘伯承笑着摆了摆手,说:“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好吧。你们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他们都是些皇亲国戚、公子王孙。老一辈得江山后逐渐腐败起来,小一辈更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们有的提笼玩鸟,有的问柳寻花,有的吸食鸦片。即使其中有个把跻身仕林,也是如狼似虎,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处处冤狱,遍地饿殍。大清王朝后期,腐败得不可收拾和这些“败家子”有一定的关系。”

  说到这里,刘伯承的话锋一转,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普通的人。我的住房是国家给我的,供我学习办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后,就是社会的一员。他们再住我的房子,就清理不通了,那只能说是靠我,靠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父亲,才有房子住,试问老百姓能行吗?什么叫特殊?这么办了就叫特殊,群众知道了,就不服你共产党的气,就不服你刘伯承的气,你说的话,鬼才会听。”

  刘伯承坐镇大西南,虽日理万机,仍不忘深人民众,时常到工厂,到农村,到居民家,到起义将领的官邸,到朝天门的码头,到两路口的集市……市民们到处都能看到刘主席的身影,人们奔走相告:

  “伯承同志回来了!”

  “刘将军同我们吃大锅咧!”

  “刘主席还是爱摆龙门阵!”

  “刘主席还是爱吃麻麻辣辣的油豆腐咧!”

  同样的消息,传到了涪陵,传到了丰都,传到了四川西部大凉山的彝族区。在冕宁解放后,刘伯承即指示驻军到大凉山彝区去查找当年帮助过红军的小叶丹等人。小叶丹的妻子从山洞里取出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并向亲人解放军含泪诉说了当年红军到彝区的情形。

  那是1935年5月,红军在粉碎了国民党无数次的“追歼”、“堵击”之后,胜利到达西昌以北地区。大凉山上的冕宁城,像过节一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街里到处挂着红旗,贴着红绿纸写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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