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09)

一〇九

　　刘伯承原在川军的旧部、旧同僚，纷至沓来，名谓“寒暄”、“叙旧”，有不少是想谋求官职的。故乡开县赵家场，来人更是络绎不绝。在亲人们眼中，“刘主席”不就是当年的“西南壬”嘛，该是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该是呼风唤雨，喊什么有什么，怎么叫怎么灵光。比如，修修公馆，祭祭祖坟，安排亲友的一官半职，该是举手之劳的小事。甚而至于手也不必举，只需说句话，吩咐一下便可以的小事。

　　且慢！这类事刘主席一概不办。为此，亲戚朋友把他看作不近人情的主席。

　　1981年冬，笔者在重庆市一处普通居民楼的一层，访问了刘叔禹老先生，当时刘老先生年过八旬，且体弱多病。他的病榻前摆放着刘伯承的一幅瓷碟像，几件陈旧的家具同刘老先生一样经历了若干岁月。老人只能嗫嚅地讲出：“喔喔，大哥，北……京，来……人。坐、坐、坐……”

　　其余的话，只能由其夫人周林女士代替了。周林是有名的烈性女子，当年为了同刘叔禹结合，居然断指表示决心。周林告诉笔者，叔禹是刘帅最亲密的胞弟，早年就被刘帅带在身边，在旧川军中当过文书、军需，不离左右。后到上海等地经营药材生意，赚了钱资助刘帅的革命活动。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代表中央到共产国际汇报；就是刘帅写信告诉刘叔禹安排接待、掩护、转运工作的。

　　“大哥（他们这样称呼刘帅）从不安插私人。刚解放时，我们也算小资本家，吃了一些苦头。我们找过大哥。大哥说，他是党的兵，不是西南王。他是人民的儿子，不是拥兵自重的旧军阀。碰了钉子，我们再也不敢找。”周林坦诚地说：“共产党这么正，大哥这么正，我们不能去抹灰，靠自己干，最后退休，叔禹也只是冰棍厂的老工人。但是，我们心里安逸得很，没有再给大哥添麻烦，没有给共产党抹黑。”

　　回到北京后20来天，笔者收到重庆的来信，得知刘叔禹老先生已经过世，他去得很平静、很安详，最后的话是：“大哥……来……人……看我……了……”

　　在一般人看来，堂堂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办几件私事是小事一桩。但在刘伯承看来，却是与党风、党纪相关的大事，至今在重庆还流传着刘主席“不近人情”的小故事。

　　一天下午，刘伯承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

　　“叮……”清脆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刘伯承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夫人汪荣华的声音。

　　“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汪荣华的口气十分谦和。

　　“什么事。”刘伯承的声调有些严肃。因为一般情况下，老伴从不在办公时间打搅他。今天她打来电话，肯定是要他办什么事。

　　她犹豫了一下，嗫嚅地说：“太行今天回来了，他和媳妇子商量好了，近日要结婚，现在没有房子。他们说，咱们的一间储藏室能不能腾出来，让他们暂住一段时间。等有了房，他们再搬走。”汪荣华一口气说完了。

　　“不行，咱们早就定好了的，孩子工作了，结婚一律在外面，不准在家。太行是老大，不能带这个头。”刘伯承十分坚决地回答。

　　汪荣华放下电话，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刘伯承正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当地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高潮。想起这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刘伯承同志兴奋地说：“就叫太行——刘太行。”太行，多好的名字啊，厚他像太行山一样高高耸立，威武不屈；像太行山一样，永远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怀抱。

　　转眼到了1946年，太行渐渐长大了，刘伯承亲自教他认字、写字、学算术，给他讲革命道理。可是，当时刘伯承担任着晋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要管的事情多着呐，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再说，孩子长大了，也该上学了呀，上个什么学校呢？”

　　有一天晚饭后，夫妇俩带着太行在郊外散步，一边让儿子观看日落和晚霞，一边给他讲“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及其中的科学常识。他们走着、谈着，迎面碰到了任白戈。他很有礼貌地给刘伯承司令员行军礼，接着就攀谈起来。

　　任白戈看着刘太行天真活泼的样子，关心地问道：“啊，太行长得这么大了呀。上学了没有？”

　　“还没有呐，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对孩子很不好，加上我们的工作又忙，常常顾不过来。”刘伯承回答着。他知道任白戈有一个孩子在地方上的学校念书，就向他打听说：“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那个学校怎么样？”

　　任白戈说：“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部队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习惯不大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常赖着不肯去哩。”讲完以后、任白戈又提出建议说：“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

　　“嗯——”刘伯承同志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我对于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着一点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

　　讲到这里，他不由得摸了一下孩子的头，沉思地说：“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在这个学校里，小孩子的头脑里很容易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旅长的孩子，这个是团长的孩子，产生了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纯洁思想是有害处的。据一位同志讲，他在苏联的时候。听说斯大林同志的孩子在上学时，就不让老师知道他的父亲是斯大林，也不让别人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以免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一种特殊感。”

　　稍停了一会儿，刘伯承又说：“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你们看，毛主席的孩子就跟着劳动模范吴满有一起种田哩！”接着。又对办子弟小学校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真的，我怕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们的一生。”

　　任白戈听了这一番话，连连点头，并深有感触地说：“刘司令员关心后一代，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忘掉劳动人民的本色啊！”

　　刘太行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在一旁听着，觉得爸爸讲得很有道理。回到家，他就向爸爸妈妈表示：“爸爸妈妈，让我同老乡的孩子一起念书吧。”

　　“太行，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跟老乡的孩子在一起很好啊，可以了解民间生活的艰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刘伯承高兴地抱住太行，亲切地对他说：“要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小时候都是穷孩子。家里就是吃苞米，红苕糠菜要当半年粮呐，读点书就更不容易啦。眼下，正是艰苦的时候，我们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太行’要像太行山一样，长在群众的怀抱里。”

　　不久，刘太行就高高兴兴地背着小书包，到武安县一个小学念书去了。他和普通的农村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课堂里。课桌是用土砖搭起来的，只有很少几张是早已破损的木桌子。坐的椅子全是石头块和上砖堆成的。上面垫了些木板或麦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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