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74)

七四

　　的确，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每一部译稿都有着不寻常的经历。陈雷在回忆往事时，激动地说：“《合同战术》翻译时，刘师长找了几个助手，让我在文字上和军事术语上帮助校订。前后搞了将近一年。他对我们说：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版的，对我们当前还是适用的，特别要着眼于将来，将来战争发展，指挥员不懂合同战术可不行，要不，坦克、新式火炮等装备就不会使用，我们应该作这样的思想准备。可见刘师长看得很远，具有远见卓识。

　　他待人非常谦虚。那时只要晚上没情况，他常常把我们找去，跟我们讨论译稿。我提的许多建议他都采用了，有时他觉得我改得不大合适，还找我去当面商量，从不强加于人。

　　《合同战术》从起译到完成，经历了好几次反扫荡。译稿都由我背着，一到宿营地他就继续校译，他是边战斗边工作边校译，很少休息。”

　　陈雷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本书稿确实浸透了他的心血，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条条、一字字地推敲，真不容易。他还向彭德怀和左权同志征求意见，在序言中还提到我的名字。说明他非常尊重领导和部属。”

　　1942年8月1日，在纪念南昌起义15周年的日子里，《合同战术》（上部）正式出版。

　　《合同战术》是刘伯承极为推崇的一部苏联军事学术著作。大致了解一下这部书的内容梗概和基本思想，对研究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合同战术》（上部），共分为20章，依次叙述战斗的定义、战斗的种类，现代战斗的一般性质、取得战斗胜利的一般原则。还分别介绍各兵种一般的战斗性能、步兵的性能、骑兵的性能、炮兵的性能、装甲兵的性能和空军。然后论述战斗队形及其必须具备的条件、战斗队形组成的诸部分、战斗队形在实地的组成、战斗队形的机动、火力配系、各兵种的战斗队形。在论述战斗的组织方面，先简要介绍了一般概则，后分别叙述兵团与兵团的统率机关、军队战斗动作的指导：定下决心、军队战斗动作的指导：实施决心，各兵种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以及保障勤务、侦察勤务，侦察支队及其动作、警戒等等。

　　在《合同战术》（上部）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苏联红军战术学的基本思想：战术即战斗之术，所以研究的对象是关于进行战斗诸问题。该书作者认为，战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下述四项：

　　（1）研究各个兵种的性能；

　　（2）研究进行战斗的各种手段，不但要使这些手段能适合于各兵种的性能，并且还能取得各兵种间的协同动作；

　　（3）研究在战斗中军队指挥的组织；

　　（4）研究军队行动的战斗保障，政治保障和物质经济保障等各种必要的设施。

　　《合同战术》（上部）中指出：“战术可以研究参加作战的诸兵种的战斗动作，用来说明战斗全部的实质；同时，战术也要以研究某种单独兵种的战斗动作，例如，步兵在兵团战斗中的作用。因此，通常把战术分为：合同战术与各兵种战术。前者是研究在战斗中使用各兵种合同行动的各种问题；后者是研究某一兵种的战斗动作（如步兵战术、炮兵战术和其他等等）。”

　　《合同战术》（上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学说，指出“战术不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它不能保持固定的、呆板的方式。关于战术方式之发展及其必然变迁的原因，已由恩格斯非常显明地指出：‘任何东西，没有再像陆军和海军那样密切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上的。武装及其组成，编制，战术和战略等等，都直接依赖于目前所有的生产与交通工具发展的程度。军队的全部编制及战斗手段，以及军队的胜负，都是依赖于物质的及经济的条件，就是依赖于人员与武器的性能，因之也就是依赖于人民的质量和数量，以及技术的发展’。（《反杜林论》）由此看来，战术变迁的基本原因，因而也就是战斗动作性质之变迁的基本原因，这些都是由于技术兵器的发展与战士质量的变迁而决定；而这种发展与变迁又是以现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关系为转移。”

　　在介绍苏联红军的战术特点时，《合同战术》（上部）中写道：红军的战斗动作是建筑在每个战士的创造精神，英勇意图，自由机动，快速行动，宽大机断行事，以及熟练运用技术等上面。他们这些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面。这些特点不但在战术样式上增加一种最大限度的机敏性与弹韧性，而且给了这些样式增加一种新的内容，以保障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面前，可以一少流血”而取得决定的胜利。

　　《合同战术》（上部）从世界战争史的发展，看出了这样的趋势：1914—1918年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就已经发展了某些压制与破毁的火器，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种类与扩大了它们运用的范围。各种名称与用途不同的火炮和机关枪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地增加了。但还不仅如此，世界战争推动了、而于战后更发展了压制与破毁的新兵器：坦克、空军、化学兵器、自动运输车、各种专门用途的机器（用于通信联络的，用于构筑道路的，用于构筑工事以及其他等等的），这些都给战斗动作增加了新的性质。从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在现代的战争中，技术是起着巨大的作用。

　　该书认为，在苏联红军中，“无论军队的人群与技术间的矛盾，或者人与技术间的矛盾都是没有的，而且也不会有的。红军手里的技术兵器是用来作遂行军队任务的工具。技术原来是为人服务的，而又掌握在可靠的人们的手里，这就可以加强红军的威力。我们把人和技术互相对立的争论，不只是看作无谓的、有害的，往往是无原则的争论，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是无常识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应该去掉的。在我们苏联有最好的人才，他们的政治情绪非常崇高，越发多给他们以技术兵器，越发教会他们熟习技术兵器，那就越发提高了我们军队的威力。”

　　《合同战术》（上部）“引文”的结尾部分，作者借引斯大林的指示强调了在现代战争中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在红军大学毕业典礼时（1929年5月4日），对毕业生的演说中说到：‘我们已经建设了高等的工业，机械化的农业，装备精良的红军，但是这还不够得很！我们虽然有着优越的技术工具，可是我们的人才还不够。’凡在技术工具所能取得的东西，若要尽量取得来，那我们还缺少有充分经验的人才。如只有技术，无熟习技术的人才，那技术就成为死的东西。如果有技术而又有善于运用技术的人才，那技术就能够而且应当产生奇效。”

　　鉴于这部译作将对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刘伯承特意撰写了“《合同战术》了上部）译版序言。”文中写道：

　　“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同志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常彦卿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把它翻译出来，送到敌后根据地的太行山，交我们校正，当时左权同志就把这个校正的任务派到我的头上。现在我已把这本书完全校正出来，其中脱落的第六、第七、第八共三章，是王智涛同志补译的；全书的画图是梁坤生同志绘的；全部的校字是陈雷同志做的。这本书在校正中是经过了三次反‘扫荡’作战，特别是后一次，其底稿尚在印刷中竟未失去，这是陈雷同志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它从三灾人难中保护出来。左权同志也在后一次反‘扫荡’中殉国了。这使我在完成校正的任务上非常感念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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