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73)

七三

　　我记得，这份材料曾多次阅读过。可老将军的这一番话，我一时还不能透彻理解。

　　是的，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交战。几年，几十年的战争史，写到纸上，就是几百页。这是信息载体的限制，不可能太多了。

　　将军、元帅们在总结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总是说，“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多谦虚，多精粹！

　　我明白了，史书上只能有相当的容量。将帅们也只能点到最根本处。如果都讲完了，抖落光了，还要那么多军事研究专家干甚？！

　　话说远了，该回到正题上来。

　　令国军将领震撼的这部书叫《合同战术》，是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校译的一部作品。

　　《合同战术》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红军野战条令写下的一部专著，分为上部（概论）和下部（战斗）。在介绍这部译作之前，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战术、合同战术的含义，以帮助读者了解刘伯承校译此著的意义。

　　战术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各军、兵种和专业兵的兵团、部队（舰艇）和分队准备与实施战斗的理论与实践。就广的范围来说，战术理论研究战斗的规律、特点和内容；制定准备和实施战斗的方法，研究兵团、部队和分队的战斗特性和战斗能力。具体的战术实践包括指挥员、司令部和军队为准备和实施战斗而进行的活动。比如随时判明情况，定下决心并向部属下达任务，拟制战斗计划，进行战斗准备，实施战斗行动和指挥部队作战，以及实施战斗行动保障等。

　　合同战术则是研究诸兵种合伺战斗规律，提出各军种兵团和部队协力准备与实施战斗的建议。其中，陆军战术是合同战术的基础，各个军种的战术又都规定有其所属各兵种共同遵循的原则。

　　《合同战术》一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军的合同战术理论，在苏联军事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当这部书的俄文本传到延安以后，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有关部门责成常彦卿同志将这部书翻译出来，然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左权和刘伯承同志校正。

　　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因军务缠身，手头又正在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一书。所以，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又转到刘伯承手中。

　　校译，是一件与翻译工作同样艰苦、同样重要的事情。延安方面将这部译稿交刘伯承校正，说明中央军委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说明校正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权威性。

　　刘伯承在接到译稿之后，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紧张、最残酷的阶段，在部署和指挥反“扫荡”作战之余，刘伯承挑选了王智涛、陈雷、梁坤生同志作为助手，协助进行校译工作。由于该书的第六、七、八章在转移过程中不幸散失，刘伯承又分派老留苏学生王智涛担任补译任务。梁坤生是一二九师的丹青妙手，擅长绘图作画，承担全书的绘图工作。陈雷责任心强，细心过人，则负责全部校字。

　　在工作展开的时候，刘伯承兴奋地对助手们说：“现在的斗争形势是险恶的，但抗日战争一定能获得胜利。常彦卿同志赶译出这部书稿，说明我们军委是很有远见的。这部《合同战术》虽然是苏联红军学校的教程，但反映了世界战争中的许多特点，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观点和合同战术思想，很有参考价值。目前，我们正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看看《合同战术》可以大开眼界。尤其是战争形势在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也不断有所改善，队伍也要不断扩大，合同作战的重要性将愈加突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不仅要懂得步枪、手榴弹，还要懂得指挥坦克、大炮，要了解合同作战，从现在起就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做好准备。

　　就这样，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再次向太行山区进犯，施行所谓“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等法西斯手段的时候，《合同战术》（上部）的校译工作，也紧张地展开了。

　　刘伯承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用仅有的一只左眼，在战争环境中接连不断地翻译和校译——一方面是眼前战事的紧迫，枪炮声的伴奏；另一方面是借鉴外军经验的紧迫，笔墨纸张的交响，两者是如此和谐地体现在刘伯承身上。他既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又是一位坚毅、执著的学者。刘伯承的翻译生活确实是世界战争史和军事翻译史上的奇迹。

　　《合同战术》（上部）的校译，同刘伯承同志的其他许多译稿一样，其经历是极不寻常的。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当行军、作战，均由陈雷同志负责保管书稿。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展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便点燃油灯，在如豆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把着放大镜，一边翻看俄文原稿，一边查对字典，仔细地进行校译工作。每当遇到疑义，他就把几位助手找来，让大伙都发表意见，共同讨论定稿。

　　由于原译者的俄文水平和军事知识有限，译稿中的许多篇章翻译得不太理想，校译起来较为费力。有些部分需要重新补译，有些军事术语要反复推敲，校译的工作量是相当繁重的。

　　当时，有人看到刘伯承费这么大力气进行校译，便劝阻他说：“这个东西现在也用不上，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呢？”

　　刘伯承微笑着回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鼻子前面，还要看到今后，将来战争规模要扩大，军队要发展，不搞合同战术是不行的，这是世界军事发展之必然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嘛！”

　　转眼到了1942年夏初，延安方面多次催问校译的进展情况，希望能尽快发稿。在这样的情形下，刘伯承只好加班加点匆匆校阅。不久，八路军总部又派员前来催稿，刘伯承只得依照原译者的意见，先将此稿发排，以应部队急需。

　　1942年五、六月间，刘伯承指派陈雷同志到八路军总部送稿付印。不料，总部在一次“扫荡”中遭到日伪军合围，情况非常严重！陈雷清楚地懂得这部译稿的价值，冒着生命危险抢出译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付印。

　　当陈雷返回一二九师驻地的时候，刘伯承正在村口迎候，他关切地问道：“总部的情况怎么样？”

　　陈雷汇报说：“真险哪，大部队总算撤出来了，但损失很大。我的小包袱全丢光了，就您的书稿没丢。我知道，书稿是您的宝贝……”

　　刘伯承听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好！好！只要人回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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