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64)

六四

　　加上鄄城一役，战果尤为可观。朱穆之趋赴前线某地访晤刘伯承将军，并转达新华社总社的祝贺及敬意。刘将军精神焕发，当即纵谈目前战争的形势。刘将军议论精辟深邃，又谐趣横生。

　　“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蒋介石六万多人”，刘将军微笑地说：“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记者写道：刘将军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巨野战役即为一例。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三师及四十七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重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刘将军认为目前此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举反攻的局面即将出现。接着，刘将军用冀鲁豫前线的变化来说明了这个道理。冀鲁豫前线的国民党军王敬久九个旅，刘汝明集团六个旅，孙震集团七个旅，共二十二个旅，其中被我歼灭者有刘汝明集团三个半旅，孙震集团七个旅，王敬久集团亦被我消灭约一万人。现存国民党军十五个旅，而其中八个旅也已被我所重创。刘将军说：“看蒋介石能有多少个八个旅，能有多少个六万人，如果他愿意，我一定还可再拿几个空城换得他的第二个九个旅，第三个九个旅，第二个六万人，第三个六万人。”

　　记者的报道也为刘将军的幽默所感染。“刘将军更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某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刘将军称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

　　刘将军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蒋军在冀鲁豫现仅残存的十五个旅中，有十个旅就被迫固守着十七个空城。仅余五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个个歼灭的危险就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进行作战。相反，我军因无防守城镇之累，部队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一个矛盾，国民党是极难解决的。这种形势最好的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分散，其攻势已达顶点，其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刘将军极深刻而又诙谐地说：“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与碉堡，都是我们最好的钳制部队，它们替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待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

　　记者就中央社鼓吹的“国军接连胜利，且采用‘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最新战术的”的消息提问时，刘将军说只有兵力十分充足，这种战术方能收其效果。但今日蒋军兵力已极空虚，一个月前蒋军主力第五军及整十一师遭受挫败后，东拼西凑，仅调来整七十五师两个旅的疲惫之师，以后即再无补充。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集中进攻，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御护漫长的补给线，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为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记者深为刘将军的坦诚与自信所折服，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刘将军承认蒋军火力颇强，但他认为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陷于无用之地。尤其蒋军士气很低，每次战斗，很多放下武器。因此纵有美式装备，也无法改变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至此，刘将军特别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军士气旺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将军特别赞扬守卫龙（土固）集的战士，他们以寡敌众，敌人进攻的火力虽有如一片火海，而他们坚守阵地达十一昼夜，始终未后退一步，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刘将军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必要坚守那一点时，我们是不可被攻破的。

　　刘将军在军事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早为中外所称颂，而他对每一个战役的指挥，英明远识，谨严缜密，尤为每一个将士所叹服。前线某高级军事干部说：蒋军作战，其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陈诚，毋宁说是刘将军。

　　1989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到新华社新落成的记者大楼，访问著名记者李普老先生。李老先生精神矍铄地告诉笔者，他正在写作一部《忆刘帅》的长篇专著，几十年来深入研讨刘伯承元帅的主要成果将收入其中。他一边找出有关资料向我介绍，一边侃侃而谈：

　　“1946年冬天，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把我带到了刘邓大军。11月21日，我第一次访问了刘帅。然后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中工作了约近两年。

　　那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剿灭”共产党的军事部署，8月，最后揭下了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和平、进行军事调处的假面具，国内和平已经无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准备出上海版的计划，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11月，我被派到华东解放区采访，我和一位女同志从上海经南京、北京，飞到邯郸，准备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走到华东去。

　　日本投降以后，邯郸曾经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我们到达邯郸的时候，晋冀鲁豫中共中央局和军政领导机关又搬回了农村——太行山东麓的冶陶镇，属河南省武安县，在邯郸西侧约六十公里。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这里所说的将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正是我第一次访问刘帅的那一天，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讲到了这次战役，讲到了刘和刘邓。那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周恩来同志关于国共谈判最后破裂的报告，他刚从南京撤回延安。毛主席在会上说：刘邓19日已经开始反攻了。我们有办法。是半年到一年的问题。已经过了五个月（6月到11月），还有七个月。将来问题的解决，还是靠刘伯承，再打几个胜仗，事情就好办。今后半年到一年，再消灭它七八十个旅，两党力量就平衡了。达到了平衡，要超过它就比较容易。我们第一年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可以到外线去——安徽、湖北、河南和四川的一部分。”

　　李普老先生接着点燃了另一支香烟，两眼放射着睿智的光芒，一板一眼地强调说：“毛主席这样讲刘帅，显然绝不是指刘帅一个人，也不是仅仅指刘邓两人和那一支部队，而是指整个人民解放军，指还是只能靠武装斗争解决问题。不过，刘帅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和独特的伟大贡献，也是确凿无疑的。对于我来说，正好碰上这一天，却实在是太凑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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