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4)

三四

　　五军团是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之后改编的。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刘志丹、刘伯坚等同志都担任过该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因而这支军队有着较深的革命基础。1931年初，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进攻红军。在江西期间，这支部队里的共产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事变后新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影响，积极酝酿起义。12月14日黄昏，由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的宁都起义爆发，并获得成功。起义军一万七千余人，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当时的军团长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他们对刘伯承都很尊重。在长征前夕的军团干部动员会上，军团首长和广大指挥员都要求军委的老参谋长讲讲话。刘伯承也不推辞，他心情十分激动地说：“我们这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不叫打仗，而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本来么，水来上掩，兵来将挡是用兵的常理，可是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罗。”

　　刘伯承在讲话中对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王明路线领导者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指出：“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根据地只有三百万人口，十几万军队。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是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实际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这可不是背后说坏话。当时，骂娘的，怨天怨地的，到处都是。根据地丢光，人死了那么多，还不许人家放气？！

　　刘伯承虽然处于逆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尽力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为整个红军担任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殿后，向来是军队撤退时最艰巨、最险要的任务。1934年10月中旬，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先头部队转移，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一带担负阻击任务，抗击国民党陈诚部的六个师（即国民党第五、十三、三十八、九十六、九十八、九十九师）。为了掩护红军转移和迷惑敌人，五军团仍采用就地坚守、顽强阻击的战术，与敌血战。到10月13日，待中央机关和一、三、八、九军团通过于都、信丰河，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刘伯承才组织指挥殿后部队向赣南转移。他指定三十七团担任军团的行军后卫，使用互相掩护、交替转移的办法追赶主力部队。

　　当时，整个形势是十分险恶的。因为国民党已察觉红军的战略意图，急派增援部队向红军压来。五军团既要迟滞敌军，打退敌人的进攻，还要一边追赶主力，掩护主力前进。在这种情形下，刘伯承非常镇定，他按照军委和军团首长的意图，始终同后卫部队战斗在一起。指战员们感慨地说：“刘参谋长临危不俱，真是大将风度。”

　　到10月19日，五军团抵达信丰县境，在零都西南之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渡河。当时，因河水较深，不便徒涉，部队便架设浮桥。部队开始过桥不久，国民党军即追赶上来。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机关人员和驮行李的马匹徒涉过河。让直属部队和战斗部队迅速通过浮桥，随即将桥拆毁，终于在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由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11月15日，红军又在湘南桂东、汝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胜利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由湘军、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在发现红军的企图之后。又急调大军前堵后追，妄想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之侧。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窜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他决心利用湘江险要，构成更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调集广西军，湖南军两相夹击，并以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意在全歼红军，灭此朝食。他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经过几番搏杀的红军将士，一路上又连遭风雨、露寒，加上错误路线领导者的滥施淫威与在敌情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支队伍的险恶情形常人难以想象。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全力抗击敌人，以保障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战斗空前激烈。

　　蒋介石的第一步恶毒计划是先合击红军于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红军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道县旧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这一带第一大渡口。

　　11月20日，红一军团二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他们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11月22日拂晓攻入道县，消灭了守敌，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并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

　　紧接着，蒋介石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麇集二十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五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并声称，此举的重点在保境“灭共”。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的四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红军的背后，像拉网似的直压过来。

　　横在红军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远远看去，仿佛是座相连的锁柱。

　　本来，当11月16日红军攻占临武，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是红军丧失了宝贵的时机。

　　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五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11月27日起，红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红军已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27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的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前线战士为了执行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位作家曾经这样描绘过湘江边上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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