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33)

三三

　　一位年轻的同志补充道：“听党校的老表说，那边反映很大，肖月华同志也是很不情愿的，哭了好几回。”

　　肖月华是一位年轻优秀的女游击战士。她出身于广东大埔的贫苦农家，早在少年时就投身到彭湃领导的革命队伍，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坚定信心。当时，她在中央苏区党校学习，当听到组织上安排的这件婚事时，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但肖月华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党员，她知道组织上有难处，也是出于无奈，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因为中国的风俗民情与欧洲相异，且当时的苏区又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所以，顾问娶亲这件事，在民族自尊感十分强烈的中国红军中一时议论纷纷。

　　刘伯承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他郑重地说：“奥托·布劳恩现在是肖月华同志的丈夫，他的笔名就叫‘华一夫’好了。”

　　参谋们听了，连声叫绝。

　　“华夫”二字，对于李德来说是很合适、很贴切的。以“华夫”作为笔名，对于盛气凌人的“太上皇”来说，不无调侃之意。

　　几十年以后，李德对这段往事似乎忘得一干二净，在洋洋二十万言的《中国纪事》中，竟然只字不提肖月华的名字。对于“华夫”二字，他却藏藏掖掖地自我解嘲说：“我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译成中国文是姓李的德国人，有人用华夫，意思‘中国男人’来代替，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开始我的中国名字是李德，以及当时授与我而我不知道的笔名华夫；后来李德就从文件中消失了，仅仅留下了华夫。”

　　尽管李德不解其中三味，他仍然得意忘形地用“华夫”笔名，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文章，贬低革命游击战，鼓吹“短促突击”和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战略。

　　战争确实是无情的。当“左”倾路线领导者同李德等人头脑膨胀的时候，红军却一天天在减员，根据地一天天被蚕食，蒋军一天天在深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左”倾路线“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也不敢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为了对革命战争负责，刘伯承又多次找到李德，对军事教条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然而，这——切努力都毫无效果。王明路线领导者照样在高唱“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等拼命主义的口号。面对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面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军事教条主义者，刘伯承忧心如焚。他负过重伤的头部剧烈疼痛起来，终夜不能入寐。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翻译和撰写论文，发出呼吁和呐喊，揭露王明路线领导者的愚昧和顽劣。

　　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指示和专论比译文显得更加犀利，更有战斗性，更有中国气派。他时而翻译，时而著文，边作边述，译著结合，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历史证明，刘伯承在这一时期的译文和论文是作为军事教条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对于帮助红军指战员正确了解国外军事科学，加深理解毛泽东游击思想，识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正由于此，刘伯承的译文和论文对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来说，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对此，刘伯承是很不以为然的。1934年5月间，刘伯承严肃地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

　　李德是个十分骄横的军人，他的回答照例是大发一顿脾气。最后，又以谩骂和嘲笑的口吻说：“你连一个参谋的水平都不如，亏你还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

　　不几天，刘伯承接到博古的通知，他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下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这是刘伯承从军以来，第一次遭到罢免。也是在王明路线泛滥时期，继毛泽东同志被解除军权之后，又一名红军高级领导人遭到贬斥。

　　刘伯承虽然被王明路线领导者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斗争。而是更加关心游击战，总结游击战的经验和教训。在革命危急的关头，他始终寄希望于游击战。在被罢免的几个月里，他宁可暂时把翻译工作放在一边，也要去专心研究游击战。因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参加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亲身感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创造的中国游击战，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34年9月间，他认真研究了江西军区、粤赣军区，赣南军区开展游击战情况，撰写出《现在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他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的几个教训》一文，指出：“游击队首长首先应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善于游击战术的人，必须是有独立自主创造苏区及红军的决心。他认为游击队应到敌人后方广泛争取工农群众，创造游击区域，到艰险的环境中去新辟途径，推进革命事业”。他主张在游击队活动区域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使游击队在其领导之下密切联系群众工作，造成广大群众的游击活动。他还总结和归纳了许多机动灵活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对中国革命军事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可是，整个战争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奋战。但终因“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执行消极防御路线，使这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失败。刘伯承曾这样回忆这段历史：“红军在江西苏区时，前几次反‘围剿’都有大预备队，结果都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主张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我们天天和外国人（指李德）吵嘴，就是没有预备队，结果反‘围剿’失败了，害得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

　　【17.“刘伯承是一条龙，能招红军带过江”。
　　在全沙江边，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又一危急时刻，毛泽东如是说。】

　　好端端的根据地就这么丢了，有什么办法？！跟外国顾问吵架也吵不赢，只能干着急。兴许，中国的革命要经历这许多的磨难。兴许，中国的红军要受尽炼狱般的煎熬。中国人自己已经够折腾的，偏偏又有了这个可敬、可气、可怕、可恨的奥托·布劳恩。把中国革命搅和成这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怨，怨什么？！到这一地步还怨谁。只能怨中国人自己！

　　1934年10月，刘伯承怀着如此这般的心情踏上了长征路。因为此时此刻，他已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由红军总参谋长到军团参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跨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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