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9)

一九

　　此时已属初春时节，春雨纷纷，河水急涨，江面陡然加宽，泸州更像是邀游大海的蚊龙。刘慕贤等纵然踌躇满志，也只能望城兴叹，连呼“天公不作美”。但赖心辉军令如山，急于攻下泸城，刘慕贤只好又冒雨组织进攻。4月30日午后，小市赖军同联军各部均在五峰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至夜间10时狂风暴雨大作，此时大河黔军自小关门、碗厂方向进攻，小河川军自管驿嘴、大北门、批把沟3路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乘数百只快船进击，枪炮声、风雨声、喊杀声交杂着，气焰嚣张至极，大有踏平沙州之势。城中起义军据险防守，用机关枪快放，许多船被击漏、翻沉。敌军顿时大乱，有的饮弹而亡，有的溺水而死，亡命冲上来的20多名歹徒，全部被起义军活捉。当时的战地报道替刘慕贤哀叹道：“昨夜大小河复发水数尺，泸城更难进攻矣。”

　　正在泸州守城战的激烈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令后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宣言，但处在幼年的党，还缺乏充足的力量，缺乏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锻炼。大会未能指明前进的道路，以及具体地解决那些摆在党的面前的种种困难和新问题。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彻底的清算。张国焘对泸顺起义的极不负责的态度，又使党中央未能对救援泸州革命采取应有的措施，实际上放弃了对这一重要武装斗争的领导，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起义军内部，陈兰亭、皮光泽等人，原来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不明确，起义之初，他们在广大士兵和民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刘伯承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督促下，暂时站在革命的一边，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一到革命遭受挫折，便渐渐露出旧的劣迹来了。待到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便脱离革命，滚入泥坑中去。陈兰亭在国民党右派黄季陆的拉拢下发生动摇，时时想把队伍拉出去。刘伯承曾对他耐心劝导，严肃批评。又派袁品文以洽谈公事为理由，盯住陈兰亭做工作，反复讲明革命正义，讲清利害关系，以使外邪不入。当时曾有些效果，暂时起到稳定作用。后来，赖心辉派该部旅长马昆山又入城劝降，陈兰亭终于暗中应允。第六路司令皮光泽，在举事之初和守城战中，还能冲锋在前，不怕困苦。但此人名位权欲熏心，一看处境艰难，孤城难守，就向陈兰亭方面倾斜，与之打得火热，最后也当了新军阀的尾巴。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证实杨森部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泸州方面原来“夹击重庆”的设想已成泡影，等待援兵也毫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征询各方意见。袁品文等表示：“原守泸州是等待支援，现外援无望，守城失去意义。”主张及早撤退。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撤退。

　　刘伯承分析形势后提出，趁敌人兵力移动之前，向龙透关方向突围，从陆路经富顺向川北方向前进。所经路线，已派人交涉，可设法冲过去。袁品文附议说：“我与当面之敌冷寅冬有历史关系，可以城换路，撤出泸州。”因这一时期江水猛涨，有人又提出，仍按原来的设想，从水路突围：即顺长江而下，经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退向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再转陕鄂。刘伯承强调，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撤退方向是向武汉靠拢，各部应立即做好准备，究竟走哪一条路线，最后按总指挥部的命令执行。

　　陈兰亭、皮光泽等对突围方案表示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私下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就任赖心辉部的“师长”。更为险恶的是，陈兰亭、皮光泽等在敌人的引诱下，竟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人质，换取封建军阀的高官厚禄。

　　在城里，陈兰亭派参谋王熙伯到袁品文处试探。趁总指挥部副官长叶廷鸿在座的时候，对袁品文说：“敌方要求交出刘伯承与政工人员为人质，方可解除城围。陈兰亭、皮光泽已同意，前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此时颇具正义感，严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几天，《革新通信社》在外间披露：“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的骇人消息。

　　这是革命转入低潮时，上层官佐中表现动摇的一面。但起义军广大中下级军官、士兵和群众，在泸顺起义以来的100多天激烈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初步有了革命的信念。在生死搏斗的守城战中，对刘伯承从内敬重和佩服。袁品文部的二团团长许剑霜，代表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刘伯承建议：陈、袁、皮三人极不可靠，即应严申战地革命纪律，应将他们三人的军职撤掉，改由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带领部队。还有袁部的向营长，曾声泪俱下地向总指挥部参谋长韩伯诚请求：“只要你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把三个鬼（指袁、陈、皮）干掉！”

　　在当时，如采取断然措施，可能暂时稳住内部阵营。但军队的素质，却非一日之功所能改造。整个革命的形势，也不可能立即扭转。相反，若贸然从事，反倒会招致更大的混乱。特别是大敌当前，如对他们断然处置，必将被敌人所利用，给革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失。刘伯承临危不惧，深谋远虑，极为冷静地说。“革命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泸州是不会沉下去的！”

　　刘湘对泸州军民恨之入骨，对刘伯承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以5万元巨额，到处通缉悬赏刘伯承。同时，邀集各路联军，于5月中旬在连鱼洞密议，召开分赃会议。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刘湘于5月21日发布对沙州的“总攻击令”。集中全部大炮、连山炮和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还邀请英国军舰配合，疯狂进攻，镇压泸州革命。

　　但是，当联军团团围攻沙城的布阵中在况场与龙透关交界地区，却露出一条小小的缝隙。原来是在这里布兵的刘文辉部张仲明旅长按兵不动。

　　刘文辉因仰慕刘伯承的才华，这时也利用大军压境的优势，私下派人进城“谈判”许诺“虚师长之位以待”。当所谓“谈判代表”前来诱降的时候，刘伯承正气凛然地对左右说：“难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军阀吗？！想劝我当军阀的走狗，真是痴人说梦！”说后，命令部下将“谈判代表”赶出城外。

　　鉴于当时形势，党中央多次指示刘伯承前往武汉。许多党内同志和左派人士，见总指挥处境非常危险，纷纷劝说刘伯承转移，以免“玉石俱焚”。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顾全沙州人民的利益和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决定分头进行撤退。首先，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目标大的左派人士，以各种名义差遣出城，有组织地先行疏散，又将地下工作布置妥当，做到隐蔽精干。然后，从容地召集营以上官佐讲话，强调沙州起义的正义性，褒奖全体军民坚守护城，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跟蒋介石、刘湘等新旧军阀作斗争的壮烈之举。教育起义军官兵认识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发扬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他庄严地宣告说：“泸州弹丸之地，我国民革命军抵抗数万军阀队伍，坚定40余日，足以自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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