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107)

一〇七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〇一医院。原三〇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日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〇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〇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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