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106)

一〇六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毒。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毒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毒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〇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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