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42)

四二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交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两人拍案相视，剑拔夸张。关向应赶快出来，给他们调停。

　　后来，在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又一次发难。他突然下令，收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人员的枪，逮捕了两名警卫员。

　　贺龙大怒，质问夏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不缴枪？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说着，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们两人的警卫员，把枪也发还了。

　　“肃反”是上面决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肃反”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经过考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杀害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夏曦作为湘鄂西地区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中央代表，当然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夏曦曾留学莫斯科，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党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在执行王明路线上，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样残酷，各有各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敢妄加断言，留待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11、看看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他说：“接着打吧！军
　　委离得远，对这里情况没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换点子
　　批评也合算。”】

　　黔东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贺龙穿着一件从国民党军那里缴来的军上衣，坐在一张方桌旁翻阅报纸。哺，方桌上的报纸真不少，厚厚一叠。关向应也拿了一张报纸走到门口，迎着嗖嗖的冷风，看出了神。

　　“小关，你看到什么喽？”贺龙诧异地问道。

　　“胡子，你看，这条消息说，肖克、王震的部队已经离开江西遂川，向西边来了。”关向应回答。

　　“喔？我看看。”贺龙走到门口，从关向应手上拿过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条消息很简单，是这样写的：“据悉，盘踞湘赣的匪首肖克、王震，经国军清剿，从遂川向西窜逃，进入湘南。现国军正围堵中。匪首任弼时随行……”

　　“还有个任弼时同志和他们在一起。”贺龙抬头问关向应说：“你认识这个任弼时吗？”

　　关向应说：“认识。我当共青团书记时，他是我的上级。现在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他随六军团，可能是那里的中央代表。”

　　一听说“中央代表”，贺龙皱了皱眉头问道：“他乱杀人吗？”

　　关向应笑了。说：“胡子，中央代表也不是个个乱杀人。他是你们湖南老乡，湘阴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懂得很多，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拍拍那张报纸，说：“这是张8月份的报纸。现在已经10月份了，假若六军团真的向西来了，那么，我估计，有可能是来同我们会合的。”

　　“不错，有这个可能，而且，从时间上计算，应该快到竣广’关向应同意贺龙的判断。

　　“我们何不向南走走，迎接他们？”贺龙提议说。

　　关向应点点头，说：“对，去迎接他们。”

　　红三军是1934年6月到达贵州东部的。

　　黔东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山区，交通闭塞，地势险峻，封建势力也很强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地区，山高人稀，汉、苗、侗、土家族等杂居。这里的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三座大山压得他们端不过气来，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二十年代初叶，贺龙率建国军两次经过这里，对这里的情况颇为了解。红三军在濒临绝境之时，来到这里，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杀，很需要建立一块根据地，以休养生息。

　　贺龙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议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应当有块根据地。”

　　这时的夏曦，由于处处碰壁，无计可施，不得不同意在这里创建黔东苏区。

　　红三军组成许多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7月，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贺龙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到9月份，黔东特区已拥有五个县，十万人口了。在创建黔东特区上，夏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尤其在发动群众方面，这是应当肯定的。实事求是嘛。

　　这年7月21日，一位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历尽艰辛，千里跋涉来到沿河县，送来了中共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

　　5月来信，根据中央1933年至1934年春了解到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来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信中还指出，武断地解散一切党组织，无理由地怀疑党团群众，是“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这把“上方宝剑”，解决了贺龙、关向应他们日夜担忧的问题。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但是，五中全会决议仍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夏曦不相信群众、极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更不可能同第三次“左”倾路线联系起来，因而，夏曦虽然作了检查，但肤浅潦草。他在中央分局9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不仅未提及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所造成的恶果，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省委委员、省军委参谋长）、王一鸣（七师师长）、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段德昌（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宋盘铭（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红九师第二任政委、鹤峰县委书记）、叶光吉（红七师师长）、盛联均（红七师政委）等人是“改组派”。不过，中央5月来信，终于严厉批评了湘鄂西的“肃反”，使在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肃反”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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