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41)

四一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交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药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暴动，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操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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