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84)

八四

　　端正学员的思想，培养抗大校风，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环节。徐向前上任后，一面建校一面招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有从各根据地，来的青年学生；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有男学员、也有女学员。一批批涌入抗大，多达6000余人。人多，各种想法也多。有的对办院校，培养储备干部，准备反攻的战略思想不理解，片面认为前方打仗光彩照人，入校学习脸上无光；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心里凉了半截。针对这些思想，徐向前和抗大校领导人决定，要在全校首先开展端正入学态度的专题教育，要求学员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沟通，互相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学员队，与学员们谈心。一些来自敌占区的学员说：到抗大的第一课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时间不长，胜读十年书啊！

　　抗大，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训练器材，都是十分困难的。

　　全校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边学习，一边建立革命家业。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自己挖，课堂自己盖，粮食蔬菜自己生产。徐向前身体弱，腿脚行动不便，仍跟学员一道劳动。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努力，全校共挖窖洞200多眼，大大小小的课堂遍布七沟八岭；新开荒的土地上长出了玉米和谷子。学校还开办了合作社、油坊、豆腐坊和磨坊，养了成群的猪和羊，全年收入近300万元，改善了办学条件。

　　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既保证了办学，改善了学员生活，又提高了抗大的战斗力。这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令胡宗南集中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号召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徐向前组织抗大教职员工，边教学边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学员都发了枪，按一线、二线的防御作战梯次配备。

　　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边区军民准备充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被击退。

　　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的第二件大事，是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党整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初开始的，取得了不少经验，是全党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抗大的整风审干怎么搞？徐向前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正开会进行研究。徐向前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

　　其目的是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结合整风学习，对干部进行必要的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大胆使用，该处理的就处理，这对保证党和军队的纯洁性是完全必要的。会议还对学校加强整风学习的领导，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给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抗大总学习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和徐文烈负责。总学委于1943年8月14日发出了《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地密切地配合进行”。抗大的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各大队、各学员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抗大的整风审干是在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的基础上展开的。校的各级领导对学员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认为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学校在运动之初强调把文件学好，从上到下普遍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和文章，提高思想认识，消除顾虑观望，提高对运动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在学习领会文件的基础上，运动比较健康地转入对照检查阶段。有的学员们自觉地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有的学员主动交待历史问题，每个人都开始写自传，向组织亮底交心。在这段时间里，用徐向前的话说：“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然而，由于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左”与右的两种倾向，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影响党的工作。从1943年10月中旬开始，抗大的整风审干滑向了“左”的一边。党内的“运动专家”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搞“逼、供、信”，独断专行，指导运动，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大抓什么“红旗党”，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偏偏在这时徐向前被召到延安，同林彪、张宗逊一道主持练兵，毛泽东还亲自到练兵现场看望过徐向前等同志。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兵上，而抗大整风则偏离了正确方向。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本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372人，占57％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12月间，毛泽东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1944年7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民以食为天。抗大学员当然也不可抗拒这规律。他们一边开展整风运动，一边掀起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有不少人则是一边写检查、一边搞生产。1944年金秋时节，抗大农田丰收，蔬菜肉食自给自足，创收4．76亿元，比1943年增长160倍。当学校整风审干得到纠正后，学校立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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