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53)

五三

　　“徐向前，真是‘向前’！”王维舟乐呵呵地向笔者说，“他率领红军翻过巴山来到四川，一日不停地发动进攻，把一些军阀打得昏头转向。红军突然而来，军阀措手不及。”王维舟说，在他没会到徐向前时，想象不出他是位怎样的人。会见以后，看他和普通的士兵一样，衣服上补着一块，脚底板穿着草鞋。人很瘦，话不多，一句是一句。四川军阀却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要买他的脑壳！

　　历史记载：1933年8月至10月，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向南部仪陇方向进攻，半个月之内歼敌三千余人，攻占含仪陇和嘉陵江以东、南大片地区，占领了一百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9月22日开始，发动营山、渠县战役，半个月内，歼敌四千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历时十一天，歼敌六个团，俘敌四千余人。

　　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红军扩大到八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川陕红军的声威、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蒋介石和四川大小军阀惊恐不安。蒋介石任命大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拨款二百万元和枪万余支，驱使他率一百一十余团二十多万人，向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刘湘于1934年10月10日在成都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要在三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剿灭”。这位刘湘是大邑县人，参加过历次的军阀混战。当过川军的团长、旅长、军长和重庆护军使。又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川康督办。1932年冬天，徐向前率红军到川北时，刘湘坐镇成都“坐山观虎斗”。眼睁睁看着川北的军阀刘存厚、杨森、田颂尧一个个被红军打败，刘湘才出马。他向蒋介石“请命”：只要把统一指挥川军的大权给他，再拔给一大笔军费，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入川的红军。野心勃勃的刘湘，想独霸“天府之国”，还大搞“以神治军”，从1925年拜刘从云为师，把许多军阀和头面人物网入“一贯先天大道”。他曾在重庆用四万银元布设了华丽的“神仙府”。1929年农历8月15日，在重庆真武山办了三天“移星转斗”大会。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三天三夜不息，还请道徒们“吃神饭”、“练神兵”。刘从云利用刘湘发展道徒；刘湘利用他老师扩充军队。“刘神仙”被刘湘请出来，充当前线军事委员长，他身穿八封道袍，在南充城烧香拜神。按吉日良辰发兵进攻红军。他还坐上二人抬的滑杆儿，到军队中讲道。

　　徐向前指挥红军和刘神仙的“神军”，在大巴山前拉开战线。

　　白军多是“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进攻前，他们点起大烟灯，吞云吐雾，过足了鸦片瘾，真好像“神”附身，发疯似的嚎叫。红军战士听说敌军里有“神兵”，有的惊慌，有人半信半疑。一些新入伍的农民，从小受到迷信鬼神的影响，缺少文化知识，暗地传播“神兵刀枪不入”的话。有的干部也说“神兵”难打。徐向前从小就反对妈妈拜佛吃斋，他初到大别山曾遇到过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早被他粉碎了。来到这里，又碰上“神军”，真好笑，穷中国到处是“神”。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讲到作战，笑着问：

　　“哪个见过神？”

　　“……”没人回答。

　　“谁见过刀枪不入的人？”

　　“……”没人回答。

　　徐向前说：“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庙里的神都是人造的，神是不存在的。军阀无能，公开借助神符欺骗士兵为他们卖命，这只能说明他们虚弱，没有战斗力。当今世界，真正救穷苦人的不是神，是共产党，是红军。什么叫神？手中的武器，勇敢加战术，这就是神！”他还向干部们讲授战场上与“神兵”作战的战术。

　　“神兵”，只是刘湘的一种“以神治军”的把戏。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军阀从各自为战偏守一方，发展到联合行动，共同对红军作战。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四川军阀，警告他们要协力“剿共”，不然，“不仅各人的权位难保，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形势，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通江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线：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率红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三十二军，共二十余团，对敌之主力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为钳制方向，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各一个师，共十余团，钳制敌之一、二、三、四路。

　　红军反六路围攻，苦战十个月，防御、出击、交错进行。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①一文中，记述了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情形：

　　“打了两仗，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他见我们阵地坚固，敌人没能够上山一步，表示满意。巡视完毕，徐向前总指挥在棚子里坐下来，详细告诉我们敌我情况，他说大面山是敌人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重点阵地，一定要坚守。右侧的三十军，左侧的四军，都打得很好。最后他站起来笑着说：

　　‘考验是严重的，可是我们有百战中打出来的战斗作风——硬！’……”

　　红军的战斗作风“硬”，是徐向前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他认定正确的治军方针，就坚决贯彻，认准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就千方百计去实现。在反六路围攻最后向敌人反攻的关头，他不惜违背张国焘的意愿，独断专行，和李先念一路，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1934年9月，徐向前在东线指挥反攻，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就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转到西线，准备对敌实施大纵深迂回。张国焘从后方通江洪口场打电话，反对实行大纵深迂回，要实行浅迂回。徐向前在电话中反复讲，不能追着敌人屁股打，要一下插到敌人纵深，迎着敌人的头打。张国焘怕深入进去危险，硬是不同意。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张国焘是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的话怎敢违抗？徐向前放下电话，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我们自己干，错了我负责！”

　　李先念说：“对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当即命令李先念、程世才紧急集合部队，沿着义风场、雪山场向黄猫垭方向急进。他率少数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紧紧跟随在后。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黄猫垭，卡住了敌人西撤的道路。又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十余团，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多支，迫击炮四十多门。这一仗打得漂亮，证明深迂回是对的。战绩摆在那里，张国焘自然无话可说了。其实，张国焘虽是共产党内的“老资格”，从鄂豫皖到陕川苏区，都是党政军最高领导者，一贯搞“家长制”，事事自己说了算，但是军事指挥上远远比不上徐向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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