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52)

五二

　　徐向前带领几名侦察人员和警卫人员，在齐胸的江水中，一步一试，走到对岸，又返了回来，这才下达徒涉的命令。黑夜中，红军大部队跃进汉水，沿着侦察兵和总指挥探出的路线，涉过江去。尾追的一部分敌人第三天赶到汉江边，红军已不见踪影。

　　说不清国民党军是耳目不灵，还是自我解嘲，就在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涉过汉水的时候，他们认为徐向前的红军彻底垮了。

　　红军战史中记载着：红四方面军从四次反“围剿”失败，脱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历时是两个月，行程三千余里。在逆境中，歼灭敌军万余人。红军指战员们都不会忘记，漫川关前如果徐向前依了张国焘的“化整为零”，红四方面军恐怕真的会彻底垮了。然而它坚强地战斗着。

　　〖20.“巴山来了徐向前”。四川军阀心胆寒。“刘神仙”失灵。通南巴前一片红〗

　　在四川省的北部，横着一座名山——大巴山。当地老百姓说不出它多高，多险，只知道上下要爬70里，中间要走70里。

　　山南坡下三个县，一个叫通江，一个叫南江，一个叫巴中。老红军都称这片土地：“通南巴”苏区。

　　1932年12月底，正当国民党大肆宣传红四方面军“仅剩五千余人”即将“全部灭亡”时，徐向前率红军主力1．4万余人，出现在四川北部通江地区。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历时两个月，转战3000余里，突重围，跨秦岭，涉汉水、越巴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

　　在中国工农红军征战史上，红军英雄们创造了无数奇迹。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奇迹之一，是翻越大巴山。跨越210里的高山，对大山养育的红军来说，本不算多么难，可是，当时正是寒冬，大雪封山，在一片白茫茫的迷雾中看不见路，找不到人迹。红军战士经过三个多月征战，已经精疲力尽。许多人还吊着单衣，穿着草鞋。在决定红军要翻越巴山时，徐向前彻夜不能成眠。他找老乡调查路线，找干部了解准备的情况。每个战士已经打好了两双草鞋。他说：“不够，每人再打一双。”他还命令每人携带一捆稻草，以备登山防滑和露营之用。

　　12月17日，这支全部“武装着稻草”的队伍，从西乡县钟家沟出发，缓缓向大巴山麓前进。崎岖的山路，开始还可以辨认出一些行人的痕迹。越走路越窄，行至半山腰，羊肠小道已被白雪淹没。先头部队边探路，边攀登，有的人一脚登空，滚下深谷。看不到路的山坡，渐渐开出一条路，积雪融化，变成泥路，结成冰面。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稻草，一撮撮散在路上，既能防滑，又成了路标。徐向前总指挥随同红十二师，一步步向上攀登。他和每个战士一样，身上背着小小一捆稻草，手上多了根柱棍。路滑了，抽几根稻草垫在脚下，休息时，把稻草捆放在屁股底下坐坐。“武装着稻草”登雪山，是徐向前从一位老农那里听说学来的。开始他让干部战士背上一捆稻草，许多人还讲怪话，发牢骚，直到稻草有用了，大家才恍然大悟：“总指挥神机妙算啊！”

　　走了70里山路，红军指战员一天就登上了山顶。夜黑，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山上宿营。战士们以大树和洞穴为巢，偎依在一块，把仅剩下的一把把稻草垫在身底下入睡。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先遣支队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一位名叫陈松庭的战士，宿营中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给战友盖上，他自己堵在树枝搭的窝棚口，给班上生病的战友挡着风寒。第二天天亮，大家醒来才发现，这位共产党员已冻死在窝棚门口。1957年，徐向前元帅从一篇老红军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平凡而壮烈的英雄行为，深情地向红四方面军一位老将军说：“我们当年能从大巴山跨过来，正是因为有陈松庭同志这种精神！”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以“风雪大巴山”为题，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跨越巴山、进军川北的艰难里程。他结论式地写道：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飞越过巴山，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徐向前的军事指挥艺术，又出色地展现在大巴山前。

　　四出省，此时被十几个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军阀，各霸一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着川北的险山和人民因穷困而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翻身，唱出这样的山歌：

　　红军同志来远方，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1932年2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军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徐向前根据川北地势和敌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作战方针，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敌兵力分散、消耗疲惫、攻势衰竭时，突然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的作战，共毙敌1．4万多人，俘敌近万人，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派军阀闹得民穷财竭。

　　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

　　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民国七十二年）；田颁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田赋征到1950年。据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5日载：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达1756种之多，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1987年。在这历史的奇耻年代，老百姓唱出两首哀怨的歌：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尖尖山上二陡坪，色谷红苕胀死人；
　　茅草棚棚笆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1928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1929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红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在五十年代，笔者访问过徐向前提到的那位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这位老人参加共产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1920年。他从国外返回四川家乡以后，就办学校、救济农民，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川北老百姓不称他的名字，称呼他“王善人”。王维舟回忆红四方面军入川，兴奋地讲起当时川北游击军的历史，讲到与徐向前初次相识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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