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2)

二二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1965年8月20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他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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