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21)

二一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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