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85)_虚阁网

一八五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

　　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〇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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