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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


  42.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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