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64)_虚阁网

六四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并作政治报告。这两个会议，虽对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两个会议是在李立三的“左”的指导思想急遂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它的基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左”的错误。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否定朱德、毛泽东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行之有效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说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在中华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强调指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这两个会议结束不久，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在分析形势时，武断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在这种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己“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批评朱德、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红军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根本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同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相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在决议中，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决议最后强调说：“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不久，李立三又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发展得更加完备。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这种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指导，使党和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于远处上海的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和苏区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没有能立刻对红四军产生影响。六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利用战争间歇时间，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县），举行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在十九日又移至长汀县城进行，到二十二日结束，对闽西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红军的整编和行动方针以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六月十五日，正当朱德、毛泽东在南阳开会的时候，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信。信中一开头就严厉地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又说：“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信的最后发出警告：“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红四军前委到十月份才收到。这封信中谈到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间的严重分歧。六月二十一日，较早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停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一九三七年，朱德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过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尽管如此，朱德、毛泽东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理，尽力避免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

　　六月二十二日，朱德、毛泽东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指出：“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个命令既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又留有余地，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具体部署。朱德。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还决定将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仍留在闽西和赣南苏区坚持斗争，保卫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否则，闽西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将会因缺乏防卫力量被敌人轻易攻占而导致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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