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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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