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58)_虚阁网

五八

　　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蚊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夭，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

　　正在这时，广东的政治局势又发生重大的动荡。九月十六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蒋活动，率部南下，试图配合广西俞作柏部进攻广东。十天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同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开战。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中共中央鉴于时局的变化，在九月二十八日写信给红四军前委，要求他们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南下，同时也估计到局势发展有几种可能性，允许他们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地采取行动：“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境游击，以发动群众。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但福建省委在十月六日给闽西特委转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却只提出全军开往东江的要求：“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是应当加紧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并主张“在这次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红四军本身的力量，充实本身的基础，同时要帮助东江群众建立并扩大群众的武装组织。”省委还派谢汉秋前去巡视工作。

　　朱德对进军广东原来是一直持慎重态度的。这年四月十五日，东江特委曾给红四军写信，提出东江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要求红四军前往帮助。朱德在五月三日给他们写了回信，说：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他又说：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但这次福建省委说是中央要求红四军全部开到东江去，而且两广军阀混战的爆发看起来似乎确是一个机会。

　　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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