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3)_虚阁网

一三

　　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力、粱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陷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一九二〇年五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漩涡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会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吾侪为出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谓我何？”“救国救亡在此，固三省永远之睦谊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对国民显群公人格一举在此。”朱德的两通电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响应，吁请息兵停战、出兵北伐的电文纷至沓来。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滇军“抱定初旨”，全力作战。

　　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滇军，人数几倍于滇军。而滇军兵饷无援，处于孤立境地，又恰值时疫流行，死亡极多。一部分将领对唐继尧不满，不愿力战。九月中旬，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在川的滇军共有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为顾品珍，第二军军长为赵又新。第二军共辖两个旅：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长金汉鼎。由于第二军参谋长杨森的反水，沪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赵又新在从庐州突围时被击毙。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朱德率余部退回云南后，驻扎在滇北的昭通县。他的生父朱世林在离开沪州返回仪陇家乡的途中，病死在重庆。

　　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将领们回师后，又目睹唐继尧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更为愤慨。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给云南省长周钟岳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对外用兵，他写道：“滇为品珍父母之邦，素称贫瘠，生斯长斯，岂无闻见？惟频年执政柄者，悉力对外，内政不修，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连岁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若再黩武穷兵，必至民穷财荆”但是，唐继尧仍一意孤行，既不给予接济，又责令他们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人一同到国外去。

　　那时，准备讨唐的入川滇军有一万多人。留省滇军叶荃、杨蓁、邓泰中等部也纷起响应，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们联合发出逼唐离滇的通电，电文说：“我公年来行为乖戾，与众异欲，护法其名，而一切设施无一不显为背驰。”“公之为人，复为各省深恶痛绝，此后邻邦或离唇齿而成仇雠，或由仇雠复为唇齿，悉惟我公去留是视。故我公暂去则西南或有再造之时机，公留则邻省不仅若秦越之歧视。然则我公之去留，其关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朱德也在电文中列名。通电发出后，顾品珍率部向昆明进发。唐继尧见大势已去，在二月七日离开昆明经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顾品珍到昆明，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后，倒唐的目标已经实现，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不走。三月五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

　　十年的军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时间是在枪林弹雨的伴随下度过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在写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诗文中，对前一段的军旅生活作了这样的回顾：“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江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诅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并且对映空和尚“无人无我，有相无相”的佛家境界表示羡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唐、顾正规军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顾军尚称得势时，唐招纳的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黄诚伯部，由路南方向袭击鹅毛寨，击毙顾品珍。”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三月二十七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说来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朱德自己后来回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摆脱出来，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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