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2)_虚阁网

一二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朱德以为进军北伐的时机总算盼到了。他主张四川督军一职应由在四川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熊克武担任，并且集合所部进行休整，积极准备出川，同北洋军阀作战。二月九日，他和金汉鼎等驻川滇军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痛陈滇军自参战以来，“迭遭挫折，饷械损失甚巨，军威扫地，为滇军从来所未有。先后经过各战役，新编人员已减十分之五，兼之弹药告罄，补充困难。”“川督一席，军民心理均属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归，如水就下，种种论断，似无再战之必要。至在川滇军则休养生息，可以保全实力，又趁此补充缺额，若再迟缓，则事局稍定，恐贻人与侵略之口实。”然而，唐继尧却另有打算，严令他们仍然驻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电报给唐继尧，大声疾呼：“现荆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尽，士兵已得休息。”“恳俯允率所部出武汉，歼灭敌胁。”电报发出后，犹同石沉大海，音无回音。这时，朱德虽然再三请缨北伐，但是，他还没有看清唐继尧只是假“护法”之名而行图霸四川之实的真实用心，仍以为自己在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护法”革命主张而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三月间，朱德奉命移防沪州，他仍任旅长，同时兼任沪州城防司令。

　　这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四川境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朱德从频繁的战事中暂时得到解脱，据朱德旅部文书欧阳励清回忆：当时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当地危害民众的土匪外，他“时常穿着平凡朴素的衣服，到城乡里群众中，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同餐。战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平时最注意士兵伙食，随时下连队到厨房里检查油盐柴米蔬菜。”“治军之暇，博览群书。”朱德还常常穿起长袍马褂，去找沪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谈诗论文，过起悠闲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沪州约当地士绅温攸泉等人组织诗社。他的心情在他为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表达得很清楚：“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平静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从参加辛亥昆明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但看到的却总是同他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在此间写下的几十首诗，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但他仍一刻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信有寒霜堪寄做，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他还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他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他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以后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到沪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他在沪县中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五四运动的浪涛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沪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

　　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朋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濬朋，四川南溪人，是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

　　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民国元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一七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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