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43)

四三

　　周恩来、叶剑英和东线工委还派刘培植（曾参与做过一〇七师长刘翰东工作）到一〇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贯的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〇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①

　　①访问刘培植谈话记录，1994年10月。

　　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

　　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

　　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的破坏行动，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发动群众给以打击。^①

　　①访问杨醉乡谈话记录，1991年9月。

　　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择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和书信。有时一日数封。仅从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10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

　　东北军的六十七军西移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于8月下旬开始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请令曾希圣同志送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对于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提出了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了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①

　　①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1991年9月。

　　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矗8月25日，叶剑英根据陕甘、安塞、延安三工委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一份工作小结，报告周恩来。

　　叶剑英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期间，关心全局，积极搜集敌军和友军情况，随时通报中央。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关心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为了让这两个方面军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及时通报敌情，介绍北上路线和沿途情形。7月8日、15日他致电刘怕承，分别通报甘肃马步芳、兰州于学忠、毛炳文、王均、鲁大昌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队部署情况。8月6日、7日又连电刘怕承，详细介绍从俄界至瓦藏寺、哈达铺的行军路线及沿途山水、桥梁、寺庙、居民等情况。叶剑英所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五章　西安风云

　　一、和平密使

　　1936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华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置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于不顾，仍然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一方面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怨沸腾。

　　张学良、杨虎城和他们统率下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步步进逼，强迫他们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限期“剿灭”红军。压力愈大，反抗愈烈。张、杨此时除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外，还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动员西北进步士绅参加抗日。并于6月底，在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让共产党员刘澜波和一些进步人士讲课，向军官们灌输抗日思想。张、杨还派出代表分头向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张学良几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抗日问题。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并表示准备派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8月13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就是在中共中央和张、杨携手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①

　　①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党史办、政协办公室、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9月。

　　8月17日，中共中央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刘道生、欧阳钦、左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8月底9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10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他们中间，有的是随叶剑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则是经西安转往他处执行其他任务。据汪锋、刘克东回忆，他们一行先在鄜县（今为富县）进出边区的联络站集中，成立了临时支部，叶剑英为书记。从鄜县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项都由叶剑英提出，大家研究决定。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