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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二、闽西肃反的困惑

  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三天。然后,县委派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

  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

  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工农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律。

  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责人对一些“犯人”进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枪毙!”就这样,有10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

  ①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

  三、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

  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1931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①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1931年4月17日。

  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4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劝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

  ②在瑞金、叶坪纪念馆、江西省委、瑞金、宁都县委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90年

  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先拣小的打,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先拣强的打,“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的,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根据地。叶剑英在会上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发言,茅塞顿开,衷心拥护。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从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叶剑英积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出席军事会议,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歼敌17个团、3万余人。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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