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26)

二六

　　叶剑英一行于12月20日从上海出发，经过大连、哈尔滨、满洲里，闯过一道道关卡，然后越过国境线，改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按照初衷，叶剑英本来是要学军事的。他在国内投身革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军旅生活，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很想到红军大学再深造一番，回国好继续驰骋疆场，从事武装斗争。没料到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这与他的愿望有点矛盾。叶剑英的组织纪律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他想，自己刚入党，先提高一下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非常需要的，于是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叶剑英和唐友章等一起到了位于莫斯科市特卡维斯卡亚街的学校报到。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劳动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于1925年9月创办的。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送了不少人到那里学习。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烈义愤。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国民党反共，我们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指示，于1928年4月决定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此时，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也合并到劳动大学里上课。

　　劳动大学由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市委领导。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是党的支部局，各班还成立了党支部。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分设普通班（正规班）、预备班和特别班，总共有20几个班500余人。

　　叶剑英入学后，被编入特别班。参加特别班的都是中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董必武、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夏曦、李国琛等老同志都在这个班。还有稍年轻的，如吴亮平、唐友章、杨之华（女）、李哲石（李文宜，女）、赵世炎、张志立等，因革命起义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开导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败，就怕没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只要认真记取经验教训，爬起来再干，不怕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

　　据吴亮平、陈修良、李文宜等回忆，叶剑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常常拉琴，和同学们一起唱粤剧、京戏和革命歌曲。他常和董必武、林祖涵、徐特立等赋诗填词，互相唱和，跟大家在一起讲笑话、猜谜语。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同学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叶剑英抖出谜底，说是撑船用的“篙”，大家齐声叫绝。叶剑英还常与徐特立等人到俱乐部去下棋。由于他们的棋艺精湛，经常引来同学们围观。

　　当时，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劳动大学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中国学生还是尽量优待的。吃、穿、用全包下来。不但发普通西装，还发衬衣。

　　每个月每人发两个卢布。每年还组织学生到海滨地区休假、疗养。

　　2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清党运动。学校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叶剑英接受审查，被认为“历史清楚”，就通过了。^①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5日。

　　在清党中，王明（陈绍禹）一伙大搞宗派活动，他们在劳动大学把持支部局，拥护校长米夫，把中共“六大”会上的分歧带到学校，挑起激烈争论，制造两派尖锐对立。他们借反托派之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许多人受到处分和迫害。据唐友章、陈一诚回忆，叶因不理王明的一套，开始要开除党籍，后降为劝告处分。直到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明确宣布，在莫斯科清党时的处分不算数，叶剑英等人才被平反。

　　劳动大学在王明一伙的宗派活动影响下，组织和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混乱。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纷纷向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工作。

　　学生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认为应当让所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干部，一律回国，去接受实际斗争的考验，看看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不久劳动大学正式停办。

　　1930年夏秋之交，叶剑英与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等20多人一起，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越过国境，经哈尔滨、大连、青岛到达上海。

　　叶剑英在两年的留学生活中，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他变得更加成熟了。

　　※第十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一、前往江西苏区

　　1930年初秋，叶剑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后来，周恩来便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执行。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转眼又进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叶剑英列席了这次会议。^①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玉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对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叶剑英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深为不满。因此，他对王明等人此时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心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但是，由于他刚刚回国，对党中央的内部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所以，心中疑虑没有表露出来。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启程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同时告诉他，到苏区以后，先到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都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他找到弟弟叶道英的住所，见到了母亲。母子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母亲多么希望成年的大儿子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但当她知道儿子肩负重任、只是路过香港时，又非常担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心里明白，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通缉自己的儿子，至今他们是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对象，而香港的情况又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到处跟踪搜捕共产党。想到这一点，她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发生意外。叶剑英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只好经常变换住地。后来，他移住到跑马地老同学佴皇鸟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来接叶剑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达香港。卢伟良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县人，先后护送过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进入苏区。他到香港后，辗转找到叶剑英。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叶剑英向卢伟良询问去苏区的路线。卢伟良回答，通往苏区有水陆两条路可走。叶剑英表示要走陆路。当时准备同行的还有蔡树藩、陈友梅等。

　　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①

　　①访问卢伟良谈话记录，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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