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26)

二六

　　“哈，哈哈！”

　　叫声、笑声，使我睁开双眼。怎么啦？我奇怪地巡视着我们的大队。

　　“你这孩子太坏，要把他碰坏了呢，嘿嘿，嘿嘿……”腿有残疾、一跛一拐地在队中走着的宋起山先生大声申斥着，忍不住自己也笑了。

　　原来，是一位演出时事不多的师兄，抽空睡了半宿觉，此时精神焕发，调皮地将后面闭眼走路的师兄引到电线杆子前，猛一闪身，使后面的师兄一头撞到了电线杆上。

　　我们回到富社，头几批回来的部分人员已经起床，他们吃过早饭要去广和楼照常演出，我们这些人的剧目都放在后边，能免的尽量免了。这时，我看见枕头、被子，感到万分亲热，急切切倒头便睡，头碰到枕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后，富社营业达到鼎盛，堂会、灯晚愈加增多。为了解除路途往返的疲劳，科班在虎坊桥的“小小汽车行”租一辆“大”汽车。约比现在面包车大些，三十多人满额。我们每次都塞进四、五十人。师兄们坐着，我们笔杆条直地站着，一下也动不得。不过，就是再挤些，也比走着舒服哇！

　　【十五　斗病魔　自强不息】

　　《八大锤》中的金兀术没人演了。

　　“你成不成？”苏先生拿着派戏单问我。

　　“成！”

　　“明天《八大锤》兀术就你演吧！”

　　其实我只有印象，不算太会，自己便去找刘盛常师兄（刘连荣师兄的弟弟），请他给我说说，第二天就上了场。

　　我除演《汉阳院》、《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阳平关》中的曹操，《甘露寺》中的孙权、张飞，《丁甲山》、《沂州府》中的李逵等架子花应工戏外，类似象兀术那样今天学、明天唱的戏也极多。如：《红柳村》的邓九公、《潞安州》的兀术、《上天台》的姚期等。因此，我的任务越来越重。而且，学戏也必须几出戏同时进行。例如我一面向孙盛文师兄学《取洛阳》的马武，一面又得赶排《取帅印》的尉迟公，插空还得去和高盛麟排《落马湖》。这样安排在客观上很符合我的心愿。但终归年少力单，多日劳累再加饮食不周，便觉得有些昏沉沉，头重脚轻。我自知内热太盛，几次去找沈东家派在富连成管帐的毛先生要折子，到隔壁南庆仁堂药店记帐（等于药费内科班付），拿些牛黄解毒等中成药吃。由于积劳积热太厉害，病情只略有缓和。过了两天，我演完大轴子《丁甲山》的李逵，汗水淋淋地站在热水锅旁等盆洗脸。（科班里卸脸的盆只有几个木盆，几个铁盆，大家轮流洗用。）一阵过堂风吹来，有些冷，我没在意，照例，脱下水衣子（穿线装时内衬的一件大襟布衣），光着背，将脸洗净。往日，若演的是重头戏，洗过脸，穿好自己的衣服之后，汗还是不断的；这天，却一些评也没有，还觉得有些发冷。第二天早晨起来，坏了，我头昏口干、浑身冒火、四肢囗疼。我意识到自己患了感冒啦。要了些羚翘解毒丸吃，还是坚持照常练功、演出、排戏。

　　三天过去了，烧不退，饭吃不下，人也蔫了。细心的盛利师兄发现我的异常。

　　“你是不是有病了？”他问我。

　　“没，没什么……”我支吾着，怕他知道给我泄密，会不让我参加演出。

　　“没什么？我不信！这几天你脸色很不好，本来眼睛就大，现在吏大了……”他说着，很老练地抬起手往我的前额一摸。

　　“哎呀！你发烧啦！脑袋烫极了，不行，硬挺可不行，一定得让大夫看！”

　　在他的催促下，我也怕拖下去更麻烦，就到虎坊桥五道庙（过去是个庙，里面隔成二、三十间房子，住着最底层的贫民，如拉车子的、小商贩、缝鞋的），找在里面居住的专为富连成学生看病的中医老大夫医治。盛利师兄有一个熬药的砂锅，他每天在伙房大灶上将药煎好给我喝。

　　又过了几天，我的烧还是不退，每端起饭碗，一口也不想吃，想到还要演出，不吃饭怎能成，就掰碎半个馒头泡在菜汤里，胡乱吞下。回到南屋，休息片刻一，准备着跟队出发去广和楼，盛利师兄紧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把这碗粥喝了吧！”他将碗递到我的面前。

　　我低头一看，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莲子粥。

　　“谢谢你，我不想喝，真的吃不下了，真的。这是张老先生送来给你补养身体的，你自己喝吧！……”我说着将碗推到他的胸前。

　　“你喝吧，你当我没看见？这几天你哪儿吃饭啦？戏又累，你吃……”

　　我俩推来让去，不肯吃。这时门房传话：母亲给我送菜来了。往日我会三蹦两跳地去见母亲，现在可真两下里为难。这几天有病，格外想念母亲。母亲若见到我如此狼狈的样子，该多么心疼呀！一定会接我回家去养病，那么每天演戏就全耽误了。科里架子花脸走的走了，倒仓的倒仓，我刚能顶上活，这么好的机会不又丢了吗？

　　盛利师兄见我一反常态，沉吟不语，理解了我的难处，说：“你是怕大妈看你有病的样子惦记你吧？”我点点头。

　　“要不，我替你出去，跟大妈说你忙，把茶带进来，明儿你病好了再见她？”

　　我咬咬牙，下决心，让盛利替我出去，免得让母亲见了惦记着不放心。

　　“让我去，我可有条件。”他忽然端起架子来了。

　　“什么条件？”

　　“把这碗莲子粥喝了，我才去！我回来，你得趁热都喝完才行！喝！”他又将确端到我手上，我只得喝了一口，他满意地笑着，往外走。

　　“等等！”我喊住他，放下碗，从被卷里掏出几天来积攒的小份钱约两吊多（那时我每天小份已长到七、八枚了），交盛利带给母亲。

　　两个星期了，我的体温还是时高时低，人更加消瘦。那位中医说我又得了第二次感冒，转成瘟病了，要我坚持吃药，好好静养。我瞒也瞒不住了。师兄们知道我病了，苦于架子花脸每天“事儿”多，无人能替，我自己又在坚持，大家也就没向师傅说换人替演，所以，我除了不参加练功外，学戏、演戏，全部照常。

　　母亲又来了几次，盛利哥三言两语，用“忙”来遮掩，头两国挺灵，母亲高兴地走了。后来，母亲愈来愈不放心。一天早晨，大家在罩棚练功，我刚吃过药，迷迷糊糊地躺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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