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13)

一三

　　没等我问清楚，负责大家练功的武行头郝喜伦师兄走过来问我：“你都会什么功？会拿顶吗？”

　　“会！”

　　“跟着练吧，拿顶时我数一百个字才能下来！”

　　听着他的口令，我们同时双手扶地，将脚甩到墙上，一个个紧挨着，在东墙竖起大顶。

　　“啪！啪！一！”

　　“啪！啪！二！”

　　“啪！啪！三！”

　　郝喜伦师兄坐在昨天我看练功的桌旁椅子上，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拿手里的藤棍不时地敲着桌腿或桌沿，每敲两下念一个数。我以前向许德义老师学拿顶时只念五十个字就下来，并未感到吃力。很快五十个字过去了，胳膊有些发酸，我不时轮换地抬起一只胳膊，甩甩手腕，让它松弛一下。七十个数过去了，我出汗了，胳膊已经发麻，我咬紧嘴唇坚持着。

　　“啪！啪！七十九！”

　　“啪！啪！五十！”

　　“啪！啪！五十一！”

　　啊！这是怎么回事？好容易熬到八十个字，怎么又变到五十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家常便饭”。

　　我的汗珠从脸上滴到地上，胳膊木胀胀地直发抖，腰在打晃，我将双脚在墙上上下滑动，想减轻胳膊的负担，然而无济于事，反而更累。

　　“啪！啪！七十一！……七十二！”

　　“扑通！”一个人的脚从墙上重重地落地了。“啪！啪！”两声响，这是喜伦师兄拿藤棍抽他屁股的声音。

　　“唉哟！唉哟！”

　　“上去！”喜伦师兄厉声嚷道。有的人宁愿屁股挨两下打，也愿意先下顶缓十几秒钟的劲。

　　“九十二！……”每个人的汗珠都滴在地上汇成一小摊。我已感觉不到还有胳膊的存在，只看见胳膊在大幅度地抖动着，“快了，快了，我可别掉下来挨打。”我象拉风箱般地喘着粗气，要哭，但竭力克制着。

　　罩棚里喘粗气声、抽泣声越来越大了。

　　“安静！安静！越喘粗气越累，这是为了你们好，不吃苦练得出来吗？不练好顶功，腰里没劲，臂力不够，怎么能过跟头？再叫喊我就从头数，看……”

　　“扑通！扑通！”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话音还没落，一个人支持不住，卧膀子倒下来，砸在旁边人的身上，干是一串人全倒了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有借机而倒的人，我幸好也在其中。我们被碰倒的平安地熬过这一关，头一个掉下来的是难逃“法网”的，屁股上不免要挨几下藤棍。

　　学生在科班挨打是家常便饭，“不打不成材”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每天练功排戏，老师手中总是拿着藤棍、竹板。如果认为谁偷懒，谁学得慢或学走了样，举板就打几下，称之为“打戏”。

　　接着下腰。我的腰很软，可以用手搬住脚，虎跳、毽子、小翻也都能跟着来。练完基本功后，武戏组学生继续翻大跟头。喜伦师兄说：“你不是学老生的吗？去西屋找你们盛禄师哥，还去学老生吧。”

　　我到了那里，盛禄师兄大致问了问我的情况，听我喊几声“噎”，“啊”，“吠”！

　　“跟着他们学《龙虎斗》的唱吧。念白、引子都学过了，你追一追。”盛禄师兄说。

　　和我同学的也是两个新生，一个是琴师李乐亭之子李世霖，一个是“承华社”（梅剧团）的帐房先生之子李世源，他长着一对特大的眼睛，外号大狼猫。当时还没世字辈，李世霖叫李盛霖，李世源叫李盛源。

　　我们刚学唱，前院过道传来叫卖声，强烈的饥饿感一下子涌上来。科班只吃中、晚两顿饭，这个小贩天天八点钟来直等中饭后才走。我随同学跑到小贩那里一看，有烧饼、麻花、糖耳朵、热煎饼。仔细一瞧，这小贩我还真认识，他就住在前孙公园。他也认出了我说：“你也来了，好好学本事吧！”我感谢地笑了笑。临来妈妈给了我五大枚，我花一大枚买了一个烧饼、一个麻花，三口并两口地吞了下去。

　　接着，我们回屋随着盛禄师兄，又唱起了“探马儿不住地飞来报，他报道罗家山兵发一彪。”从此我的学习纳入了正轨。

　　【六　除夕近　封箱算帐】

　　紧张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转眼已是腊月十八。近两天的气氛与往日不同。这天起床时，屋里没有了嘻笑打闹，练功、排戏个个格外精神，就连吃饭时罩棚里都变得鸦雀无声。昨天夜里排戏破例地直排到深夜两点，然而谁的脸上都没显出困意。我百思不解这是为什么，晚上躺在被子里，悄悄地问盛利师兄。

　　“从今天起到放假前，是年底封箱算帐的日子。”他将脸从被子里露出来小声说。

　　“封箱算帐干什么？”

　　“每年都这样，老规矩！”

　　“为什么都变老实啦？”

　　“怕挨打！”

　　“怎么还有人说话呀？”负责查夜的武旦老师徐天元先生又拿着藤棍站在那里喊。我们急忙将头缩进被子。

　　年底封箱算帐，是富连成科班多少年传下来的老规矩、每年腊月十八到二十五、六的几天里，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用写着“封箱大吉”四个金字的红纸将戏箱封起来，每天只练功、排戏，不再演出，这是师傅向学生算一年总帐的时间。有功的请赏——长份钱；有错误记打的，责打。这些事师傅记得很清楚，全在这时找齐。难怪师兄们这几天变得那么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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