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50)

一五〇

　　我在二七厂期间，中央指定由陈毅同志牵头、叶剑英、聂荣臻和我参加，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防战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从二月份起，几乎每周在中南海开一次会，至九月结束。每次座谈的结果，由熊向辉同志整理上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经过座谈，由叶剑英执笔，整理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全面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提出若干关系我国战略方针和发展前途的建议，供中央参考。

　　一九六九年十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

　　我是在十月十八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二十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朱德同志去广州，叶剑英同志去长沙，陈毅同志去石家庄，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彭德怀、贺龙同志在押。军队的十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

　　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那时，黄杰同志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无法离京；儿子小岩在远方部队服役；一个女儿鲁溪被送往五七干校，另一个女儿小涛想去当兵，受我牵连，不够资格，被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一九七〇年八月，我去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见到了几位老帅，互相问候一番，但不便谈论什么。我被编在中南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听听会，一般表个态。这次会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操纵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为其制造舆论，被毛主席识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会后，我仍回开封居住，直至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决定在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才通知我回京。随着林彪集团罪恶活动的逐步暴露，毛主席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遗臭千古。黄永胜在三座门召集我们传达文件，念着念着，念不下去了，让别人代念，作贼心虚嘛！不久，陈毅同志不幸逝世，毛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表示沉痛哀悼。后来他又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算是平了反。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把邓小平同志请回来。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中。反“二月逆流”的斗争，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

　　但是，“四人帮”仍在台上，继续施展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祸国殃民。毛主席生前曾指出有个“四人帮”，并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但是，他没有断然加以解决，相反却错误地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撤了他的职。直至毛主席逝世后，依靠着党中央、军委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才割去“四人帮”这个毒瘤，把这伙无恶不作的败类押上历史审判台，结束了十年浩劫。

　　※第二十三章　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在回忆录将要结束时，我想简要追述一下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自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发生，我军进入初创时期起，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大历史时期。我军的建设，正向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目标前进。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打了二十二年的仗。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又打了将近三年。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正规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是我党我军一切军事活动的基石，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它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宝贵财富，党的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为几十年战争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依靠着这种优势，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才赢得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支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敌人的胜利之师，要不要掌握先进军事技术装备和现代化作战手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呢？

　　建国初期，首先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党中央、军委的认识是一致的：要前进，要发展，要坚决实行从“小米加步枪”向诸兵种合成作战方向的转变，完成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头三年里，国家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目标首先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所以，拿不出多少钱来装备军队。我军又担负着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抗美援朝、精简整编、参加生产等繁重任务，不可能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就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们还是迈出了前进步伐。例如，确定陆、海、空三军的编制体制和定额，付诸实行；相继组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统一全面的训练规划，成立了培养合成作战指挥员的军事学院，以及培养各军兵种指挥、技术人员的一批正规院校；制定和颁布《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通过谈判，与苏联订立帮助我国发展某些军事工业的合同，购买几批军事装备，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等。总的看来，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决心是大的，势头是可喜的。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军委决定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军事工作，确定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会议从十二月七日开始，至翌年一月二十六日结束。朱德同志致开幕词，彭德怀同志代表军委作了报告和总结。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人们对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因装备落后而吃的苦头记忆犹新；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驻台湾，赖在那里不走，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拿它没办法。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使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强烈要求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步伐。

　　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部队的实际状况，确定今后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在我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围绕这个基点，会议还着重讨论了主要依靠我国的工业逐步改善军事装备，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把苏联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办好各类正规院校，以及组织编制、军政训练、贯彻条令条例和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全面加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规划、统一步调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党的军事委员会重新建立，成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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