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49)

一四九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一九六七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第三件事：接受“再教育”和“疏散”到开封一九六九年一月底，汪东兴同志来电话通知：毛主席指示，要向前同志去工厂看一看，调查研究。还说：我们给安排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南厂，离北京不远，可在厂里住，也可在家里住，由自己定。实际上，就是下放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二七机车车辆厂坐落在北京郊区的长辛店，是历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全厂共有二十七个车间，四十四个科、室、院等单位，职工近八千人，连同家属共四万余人。二月三日，我和一名随员带上行李，到达二七机车车辆厂。军管会负责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群众组织，斗得不可开交，生产一度瘫痪。一九六八年九月，八三四一部队奉命进厂军管，搞政治建厂、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不少“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教育他们“重新作人”，恢复了生产，稳定了局面。我表示自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工厂学习的，希望军管会的同志们多加帮助。他们还给了我一些文件、简报，安排了我的住处。“九大”以后，该厂与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木材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称为“六厂二校”，树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和我一同在二七厂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主恩茂、廖志高、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招待所里，我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大家能经常见面，但不谈政治。说上几句问寒问暖的话，心照不宣，就是彼此间的极大安慰和鼓励。我被分配在加工车间劳动，百十个工人按班、排、连建制，叫“加工连”。年龄六十八岁的我，干不了重体力活，又不会开机床，只好干点敲敲打打的零杂活。工人对我很温暖，并不要求我干这干那，还经常嘱咐我注意休息。我同加工连的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在劳动和闲谈中，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伙食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厂里照顾我，允许随员给我把饭打回宿舍来吃。回民灶有位大师傅，对我特别照顾。

　　我出席“九大”回来，运动进入“斗批改”的高潮。厂里和车间不断开大批判会，我们得经常参加。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政治建厂”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继续革命”冲击一切，代替一切。否定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否定科技人员的作用，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专家治厂”，而加以批判。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程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举着小红书不知要喊多少遍。所谓“一言一行保证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保证毛主席满意”，“一事当前想到毛主席，一事之中保卫毛主席，一事之后检查是否忠于毛主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二法门。每当“最新指示”发表，工人们要连夜赶排节目，游行庆祝，加班加点生产，向领袖表决心，献忠心。阶级斗争天天搞，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全厂共清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二百一十五人，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外围组织成员三百七十三人。在一百五十五名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中，“叛、特、资”二十四人，占15．5％；有“历史问题”的四十九人，占31．6％。我所在的加工车间，自一九五四年投产后，先后有七人任车间主任、八人任支部书记，被打成“叛、特、资”的十一人，占三分之二以上。这种狂热制造个人迷信和严重扩大化的清队、整党，根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竟被树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大吹特吹，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一个工厂的角落，反射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灾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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