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22)

一二二

　　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给党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了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八〇三页）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在整风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我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并且归纳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自己：“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从政治上分清路线是非，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又一根本问题。什么“两条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经过整风学习，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六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倾，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结束。那时，我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对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深有感触。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失败，与“左”倾错误有很大关系。第二次“左”倾，即“立三路线”，约半年的时间。我在鄂豫皖根据地，仅有两千来人的队伍，中央却叫我们去攻打武汉！以卵击石，行不通，我们作了抵制。根据地里贯彻“左”倾政策的结果，造成许多农民“反水”，一部分红色政权塌台，吃了苦头。

　　第三次“左”倾是王明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形态最完备，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什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呀，“武装保卫苏联”呀，“两条道路决战”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呀，“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呀，国民党“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总崩溃”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呀……纯粹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敌军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无可再“左”的地步。结果，招致白区党损失近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那套“左”的东西，竭泽而渔，弄得民穷财尽，使部队无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一面和人家订了三条协定，一面又说蔡廷锴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把送上门来的同盟者抛到一边。我们学习小组，对此事议论很多。事实证明，“左”决不比右好，不论“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策略，都会葬送革命事业。

　　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白区工作以刘少奇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典范。他们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系列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资佐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才使革命转危为安，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才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同样是一个模范”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用整风的形式，去分清路线是非，去克服党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我们的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但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混进党内来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党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而不是其它。不明确这一点，开展党内斗争，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线时期，发展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从宗派主义集团的私利出发，把“党内斗争”变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异己、吓唬党员的经常手段。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大家对此深有体会，举出了许多事例。在中央苏区，王明一伙大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排挤毛泽东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和我因与教条主义者派来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发生“南下之争”，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我们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职。从那以后，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直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他们这种错误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气氛，发展盲从主义、奴隶主义。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在一起，残害了大批干部和党员，言之令人发指。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错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何止千万！弄得党内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这套衣钵，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幸亏毛主席及早察觉，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严禁逼供信”、“有错必纠”，才避免重蹈以往“肃反”的覆辙。挽救了大批革命干部，端正了整风审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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