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21)

一二一

　　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是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全党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初开始的，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我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同志研究，认为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改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为主要目的。结合整风，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使用，该处理的处理，保证党和军队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经中央批准，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我任书记。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徐文烈负责。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各大队、支部深入动员，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展开。

　　经过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我们对学员的情况大体上有个谱。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运动开始后，强调首先学好《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打消顾虑，提高自觉性。在此基础上，转入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交代历史问题，书写自传。各单位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了摸底排队。应当说，这段时间里，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可是，从十月中旬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抓什么“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十月下旬，我去延安，和林彪、张宗逊主持练兵。练兵时，毛主席还来看过。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十二月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抗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两不耽误。一九四四年的生产成绩很突出，共收入四亿七千六百余万元，比头年增长一百六十倍。

　　转入正课学习至毕业分配，是第三阶段的中心任务。时间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建校初期就有个轮廓，后经校领导反复讨论、修改，才确定下来。一九四四年六月正式颁发，因整风审干的关系，至年底才付诸实施。

　　教育计划的总方针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里面，政治、军事、作风都有了，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抗大培养干部的目的和要求。

　　关于教学原则，我们从实际出发，参照以往抗大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七条：

　　（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
　　（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
　　（三）军事、政治、文化教学相互结合；
　　（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那时，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八路军大发展的高潮何日到来，我们虽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也不是毫无预见。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预计在两三年内，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在考虑学制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本科一年。预科以学习政治、文化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本科则以军事课为主，占百分之七十，政治、文化课占百分之三十。预科时间与本科相等，是因为部分学员文化程度太低，其中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没有一定的时间打下文化基础，要学好军事、政治课程，是很困难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突患肋膜炎，住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整天发高烧，持续了两个多月，身体虚弱至极。

　　“七大”也未能出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得好些。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同志负责，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因八路军已进行抗日总反攻，抗大第八期学员奉命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亦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参加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始自一九四一年五月的高干整风学习会议。毛主席强调：整风，主要是高级干部，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是下级干部。这次整风，分为高干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全党整风（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总结提高（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个阶段，历时四年之久。我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全党便无法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从而确立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建党之日起，我党就不乏注意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同志。党依靠着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反复实践、摸索，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坚持了土地革命战争，赢得了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而历次机会主义却违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危害最甚的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四年，曾使党几乎陷入绝境。

　　王明一伙在四中全会上台后，大肆泛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恶劣倾向，荼毒全党。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窍不通，却寻章摘句，夸夸其谈，以“精通”马列主义而自居；对武装斗争、建设红军、创造根据地、土地革命和反敌人“围剿”，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写决议，发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凭主观臆想指导革命。革命实际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他们不调查，不研究，照搬“本本”或外国经验，把抽象原则和死板公式当作“万应药方”，套在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着的革命实际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特征，乃是教条主义者的致命顽症所在。结果，弄得党内死气沉沉，一切“唯书”、“唯上”，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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