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13)

一一三

　　山东纵队的领导干部，配备得不弱。纵队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副指挥王建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辖十多个支队和军分区。那时的编制不正规，干部调动频繁，哪些同志在哪个支队、分区担任领导工作，已记不太清了。我记得的支队领导干部有：马保三、吴克华、徐斌州、景晓村、杨国夫、胡奇才、廖容标、阎世印、周赤萍、孙继先、高锦纯、林浩、霍士廉、刘海涛、潘寿才、马千里、汪洋、王文、刘其人、王一平、王兆相、赵杰、王子文、仲曦东等人。在纵队机关和山东分局的领导干部有：潘复生、罗舜初、刘居英、谢有法、刘子超、李竹如、郭子化、吴仲廉、冯平等人。他们中间，除了中央派来的红军干部，就是本省徂徕山等地起义的领导骨干。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山东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抗战开始后，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去的时候，全省共有党员五万一千五百余人。其中，鲁南地区一万五千人，鲁西地区八千余人，胶东地区一万二千二百人，冀鲁边及清河地区八千余人，苏鲁豫边八千人，苏皖边三百余人。山东分局计划，短期内再发展五六万名党员，可达十一万人左右。各区、县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民众，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党员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分布面较广，遍及全省各个地区，扎根在三千八百万人民群众之中。这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离不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政权建设工作，还没有跟上去，是个薄弱环节。就拿鲁中、鲁南来说，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化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卜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象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政权在谁手里呢？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多是国民党的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处处卡我们，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

　　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苛捐杂税之多，令人咋舌。有的还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干卖国勾当，袭击八路军。党中央曾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3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因而，打破国民党的限制、束缚，放手建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当务之急。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土绅、社会名流等。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大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一九四〇年三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四十多个；年底，发展到九十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援，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政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象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颜六色，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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