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02)

一〇二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志要我回家乡看看。开始我不想走，觉得大家如此繁忙，我回去探家算什么，说：以后再说吧！但他们对我说了好多理由：太原这边我们人手不少，工作有一定基础，你能走得开；五台山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下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你去走一趟，能扩大党的影响，为将来做点准备工作，阎锡山很重视老乡关系？相当器重你，你回家探亲，他不会故作刁难；你和家人离别多年，回去看看，合情合理，不能让人家说共产党人不讲人情嘛！彭德怀同志还送我六十块钱，要我给家里买点东西。

　　九月中旬，我带上警卫员乘阎锡山的小汽车去五台县。到了东冶镇，下车步行，在去永安村的路上，见有个老汉背着东西行走，满吃力的，近前一看，竟是我父亲。父子情深，一别数年，仓促相见，十分激动。我连忙搀扶着父亲回到村里，受到家人和乡亲的热情欢迎。离乡十二载，戎马倥偬，转战南北，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但故乡的山川草木，亲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中。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十二个春秋过去，故土面貌依旧，人的变化不小。母亲于头年去世，棺材还放在家里。父亲年逾占稀。两个姐姐早巳成家，有儿有女，苍老了许多。妹妹在教书。女儿松枝，成了十二、三岁的姑娘。我乍一回来，家人恍如隔世相见，悲喜交集的心情，难用笔墨形容。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奔走相告，前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我家忙得不可开交。人们的最大变化在思想方面，抗战是中心话题。

　　多数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积极抗战，持赞赏态度，提起国军的节节败退，无不喟然兴叹，普遍担心家乡沦丧，当亡国奴。我说，日本人来了，你们就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去！我父亲有文化，又因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共产党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逼上梁山哪！”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只是有次蒋介石派了两名副官来，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俩人进门很客气，说是蒋校长派他们来，问问家里知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父亲回答说：“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哪里去啦，连点音讯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弄得两名副官哭笑不得，匆匆离去。可见，老百姓也会和“蒋委员长”斗智啊！

　　我在家只住了三天，便返太原。这时，阎军正奉令向雁门关以南纷纷撤退。沿途所见，尽是些溃退官兵、伤号，土气沮丧，纪律败坏，衣装不整，简直不象个军队的样子，叫人又可气，又可叹。军队腐败到这种地步，不打败仗才怪呢！

　　九月下旬，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向晋东北挺进，首战平型关，取得歼灭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千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成了鲜明对比。平型关之战，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太原城内一片欢腾，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雪片似地飞来，前来八路军办事处祝贺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弄得大家应接不暇。我党我军的声望空前提高，这对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太原有不少五台县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周思来同志要我利用同学、同乡的关系，开展统一战线]二作。我有日寸陪恩来同志一起出去，一般多是单独活动。每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啦，私人拜会啦，小型座谈啦，校友会啦，群众集会啦，差不多是逢请必到，逢到必讲，逢讲必宣传抗日。我曾陪恩来同志去太原师范讲演。他讲了形势、国家危难，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也讲了话。有天，我的同学武尚仁、郑季翘来办事处，邀我去教育公会自省堂，给青年人讲讲抗日问题。他们说，里面有不少平津流亡学生，从“一二·九”就搞抗日救亡运动，现在抗日运动真的到来，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个搞法。教育公会自省堂设在中山公园里，我去的时候，有好几百热血青年，高呼口号欢迎，气氛很感人。

　　我在讲话中，着重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及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政策，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如何做抗日工作的问题。我说：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的。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青年们听了，都很高兴。

　　还有一次，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东北籍爱国人土杜重远先生，畅谈抗日形势及前途，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彭雪枫和我在座。我们谈的中心内容，也是如何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的问题。相信民众还是害怕民众？全面发动民众抗战还是单纯依赖正规军队作战？直接关系抗日战争的命运和前途，是我党同国民党的分歧之一。杜先生十分赞赏我党的方针，事后在报纸上还报道了这件事情。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原是我在太原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阎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能文能武，颇受阎锡山器重和信任。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曾专门约见我，听取我党的抗日主张，态度比较诚恳。他问我；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说明他当时正忧虑这件事，想到了下一步棋。我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他点了点头。听薄一波同志说，赵向阎锡山说过这个意见，但阎没有吭气。我们还谈到武装民众的问题。他是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阎锡山为主任委员），主管动员民众的工作。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仍是采取抓扶、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等，既缺乏真正的思想动员，又不敢放手武装群众，让群众起来自己保卫自己。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要求他们根本改变也不可能。但我向他介绍了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供他们参考。赵戴文当时表示赞成我们的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那时，朱德、彭德怀已率八路军总部，离太原去五台山区，来电要我去那边做阎军的统战工作。我告别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再次去五台。在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向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军的总部署：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当时，阎锡山的作战指挥部也迁至五台地区，从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撤下来的晋军纷纷向这一带集中，还有些土匪和杂牌队伍，乱糟糟的，简直不堪收拾。

　　朱总司令让我与黄永胜和另一位同志（原二方面军的，名字记不清了），组成一个小组，去做友军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土气，稳住阵脚。我们在豆村、台怀镇、东冶镇等地展开活动，陆续会见了杨爱源、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等阎军长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针对他们部队纪律败坏的现象，着重讲如何加强政治工作，如何爱护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的问题。因我一一五师平型关一仗杀出了威风，八路军名声大震，因而国民党官兵见到我们，显得格外尊重，也表示愿意向八路军学习。只因上层腐败无能，畏敌如虎，即使有些爱国官兵，愿意重整旗鼓，守土抗战，也莫可奈何。不久，杨爱源就率第六集团军总部，逃往太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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