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71)

七一

　　孟夫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孟子》）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围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我们要集中主力出击甘南，发展新区，就得准备舍弃川陕根据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盘，甚至暂时变根据地为游击区，日后伺机再图恢复。下不得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这是冲破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需要。从战略指导原则上看，应当允许的。相反地，不顾敌情我力，企图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结果只能断送红军的力量，实为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一七四页）井岗山时期，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转移到赣南、闽西，胜利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夜，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严重形势，他又建议主力红军应跳出内线，向闽浙赣进军，伺机打回根据地。但可惜被教条主义者所拒绝，终于招致了反“围剿”的失败。可见，那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计后果，死死抱住根椐地固守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第二，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敌人的“川陕会剿”来临，我们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既便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毕竟难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场类似反三路围攻或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战争，说到底，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从我军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另三个月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战争过程中，敌人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坚壁清野，烧杀掳掠，破坏尤烈。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的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

　　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加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历史经验证明，推行“左”的政策，想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左”的东西，开始往往被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革命形式掩盖着，一时不易被人识破。然而，它的灾难性后果，总要集中爆发的。一旦爆发，局面即难以收拾。

　　总之，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活不了的。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殆尽，红军只有另找出路，以图生存和发展。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牵动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向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战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就更加重视对这两支红军力量的分割，以便各个击破。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央红军如果被敌人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向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假如不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我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就没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敌作战，而是应当直接出西北方向，寻歼胡宗南部。对此，稍懂战略问题的人，不难一目了然。嘉陵江战役结束不久．我军转而进军川西北，终于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更是有力的证明。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那里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成千上万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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