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64)

六四

　　后来，红四方面军还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我真是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的主张比较好。趁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兵力打过江去，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成，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反六路围攻，我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的胜利是巨大的。先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一架。川陕根据地鼎盛时期的辖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党和红军、人民群众经过锻炼，更加坚强。敌人的联合阵线遭受沉重打击，内部矛盾加剧。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既震惊，又恼火，严电指责刘湘。刘湘无颜见下江东父老，还在从成都去重庆途中，演了幕假投江的丑剧。

　　十个月反围攻战役的实践表明：干革命，干战争，必须具有敢于压倒敌人的革命胆略和坚强耐力，绝不能被优势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刘湘的六路围攻，“空全省之兵力”，铺天盖地，步步为营，并进合围，势如狂风暴雨，凶猛异常。特别是敌主力第五路，乃刘湘积二十年心血培养的精锐，装备优良，供应充足，兵员众多，从未受过红军打击，又是川西混战的胜利之师，确实不易对付。我军虽有自己的独特长处，但兵力、武器、粮食、物资供应等远不如敌军，根据地回旋余地相当狭窄，战略退路仅限于大巴山南一二百里的“弹丸”地区。敌我对比，敌处明显优势地位，我处明显劣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战略战役态势，就规定了反六路围攻的艰巨性、残酷性、持久性，当然也包含着敌胜我败的严重危险性。

　　一般说来，兵贵胜，不贵久。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以劣敌优，尤其如此。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却不容许我们速战速胜，要打，便只能打一场漫无期限的持久防御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我军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冷静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和有利因素，下决心打！适时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急起应战，从而迈出了反围攻作战的第一步。这一步，很不简单，有重要意义。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只看到我军的劣势地位而忽视有利条件，只看到战局逆转的危险性而忽略争取胜利的可能性，就容易陷于张慌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战役进程中，我军两次大反击，试图转入反攻，均未成功，不得不继续防御下去。敌人经过七八个月的消耗，死伤累累，疲惫不堪，而敌第五路在万源前线，竟能爆出那么旺盛的攻击力，发起那么猛烈的攻势，则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仗越打越恶，越打越难，越打越险。敢不敢打下去？能不能打到底？又成了摆在红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有人主张兵退汉中，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确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这个时候，我们更没有被敌人貌似强大的攻势所迷惑，所吓倒。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孙子》九地篇），实施万源决战防御。从而，又一次度过了最大难关，终于赢来了胜利反攻的时刻。假如那时只看到敌人疯狂性的一面而忽视其虚弱性的一面，只看到自己的严重困难而看不到敌人更加严重的困难，只看到战局的无尽无期而不懂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时刻最难度过，也最容易判断失误，动摇决心），放弃决战防御，那就不仅“功亏一篑”，失去胜利反攻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被迫东流西窜，陷于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

　　反六路围攻，对我军的胆略和耐力，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全军上下，万众一心，豪气干云，“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毛泽东选集》第二三〇页），经住了考验，打赢了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坚韧能力，是我军优于敌军的一个最强点，也是贯穿于反围攻过程的始终，对争取战争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十个月反围攻的战役实践又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刘湘六路围攻与田颂尧三路围攻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四川军阀已经联合起来，全力对我，兵力众多，装备精艮，更重要的是，刘湘采取的围攻战术有了变化。田颂尧是兵分三路，自西而东，猛攻一面，长驱直人；刘湘则是兵分六路，三面合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刘湘的这一套，并非他的独特创造，而是蒋介石的“围剿”新战略——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具体应用。堡垒主义是蒋介石总结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扑灭革命力量的经验，形成的新战法。我们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它的亏。我军这次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敌人的六路围攻，可以说是打破蒋介石堡垒主义方针的新尝试。

　　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绝对优势兵力于一块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持久消耗并最后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对付这种“围剿”战术，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不同，当然不能强求一律，只能“各自为政”，因时因地制宜。

　　川陕根据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第一，远离中央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境内又无其他红色区域相配合，是座处于巴山蜀水之间的孤岛。第二，建立根据地虽仅一年时间，但经过发动群众和反三路围攻，已经形成较坚实的根据地中心区域。第三，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新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支持战争的大量物资。第四，根据地背靠巴山天险，红军又与山北的孙蔚如部有互不侵犯默约，后顾之忧不大。第五，川北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利于红军实行山地坚守防御，并已为反三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第六，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周转，“飘忽”制敌。上述情形说明，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略战术，上乘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反六路围攻的作战方针，就是根据川陕边当时的实际情况确立的。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均服从和服务于作战方针的需要。在这方面，较反三路围攻更自觉，更娴熟，更有所发展，也是事实。

　　敌人步步为营，不是长驱直入。我军节节抗击，不是大踏步后退。这就出现了工事对工事、堡垒对堡垒的交战状态。在这里，“堡垒对堡垒”，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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