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45)

四五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机构，虽然尚不健全，存在不少弱点，但主流是好的。干部的积极性很高，对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支援红军，打击反动分子，组织生产，克服财政困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群众组织在红军工作队、临时革命委员会、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成为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大学校。工会一一吸收农村的无产者雇农及县城、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军工参加。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通江召开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工会章程和各级工会的组织草案，川陕省总工会亦宣告成立。各级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担负着动员群众、保障工人利益、改良工人工资待遇、保卫红色政权、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工运干部、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等项任务。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工会监督苏维埃政府的内容，规定得很具体。如不分田给雇农、贫农和红军、游击队的；在苏维埃吃闲饭，烧鸦片，不做事情的；把苏维埃委员当官做，见穷人就摆架子，看不起穷人的；乱拿穷人东西，强迫命令群众摊派物资的；侵占和浪费苏维埃银钱的；包庇反动分子的；本人是地主、富农、流氓、兵痞的；等等，工会有权揭露，召开群众大会罢免。工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和动员工人加紧生产、支援战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当时我们成立了造币厂（造银元、铜元、布币、纸币）、兵工厂（修理枪炮）、子弹厂（红军打仗，要将用过的子弹壳如数交回，送工厂造子弹）、炸弹厂（造马尾手榴弹），脚码子厂（指战员套在脚上的铁器，便于走泥滑难行的道路）、斗笠厂、被服厂、制布厂、制药厂、盐厂、农具厂等工厂，解决军民物质保障问题。这些工厂的男女工人，在工会的团结教育下，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妇女委员会——成员为贫雇农、中农、工人、县城居民中的青壮年妇女。负责领导工作的有张琴秋、吴朝祥等同志。后会员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之多。

　　“四川的女同志真是好样的！”这是红军指战员对川北妇女的赞叹。我军刚翻过大巴山，就有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但是，妇女的地位也最低贱，命运也最惨。她们终年象奴隶般地劳动，却经常遭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经济上、人格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买卖婚姻盛行，“干女子”（童养媳）甚多。她们从小被卖到婆家，当牛马使唤，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极残酷的刑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妇女自寻短见的事，层出不穷。川北妇女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悲惨生活，决定了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

　　红军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维埃政府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工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如先问男方：“你从的她啥？”男答：“我从她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再问女方：“你为啥愿他？”女答：“我愿他人老实，心地好，打土豪积极。”审查时一定要妇女开腔，表示自愿才行，否则就不准登记结婚，得调查清楚再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第一次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有三十名妇女代表出席，有十一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为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

　　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青少年的革命组织，主要由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和原少共国际团的成员协助建立。以共青团为领导核心，把广大青少年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任务是打土豪，站岗放哨，捕捉敌探，传送文书，帮助困难户和红属担水砍柴耕地，积极参加扩红，认真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等。青少年极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和进取精神，朝气蓬勃，是一支创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后来成立的红军少年先锋师，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贡献是突出的。

　　▲戒绝鸦片烟

　　鸦片烟毒是川北人民的一大祸患。军阀田颂尧在通南巴一带勒令群众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二十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神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人们说笑话：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所以我军进据通南巴后，立即广泛宣传抽鸦片的害处，打破群众的迷信，发出戒烟号召，禁止继续种植鸦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戒烟局，推进这一工作。当时，方面军政治部机关报《川北穷人》，登了一则消息，反映刚刚开始戒烟的情况：

　　“我们通南巴的穷人受鸦片烟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烟局，精制戒烟丸，平价赠送穷人戒烟。据戒烟医生报告，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患）烟瘾的同志们：坚决起来和这鸦片毒魔作斗争啊！”

　　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群众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有了过好日子的希望，铲除烟害，便成了千家万户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妇女，深受鸦片烟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目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戒烟对象重点是青壮年。凡是政府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军战士，一律不准抽大烟；对一般青壮年群众，要求自觉自愿，早日戒绝；对积习甚久的老年人，则适当迁就。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的人数即达千人以上。这对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稳定群众生活是有利的。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任玮璋部起义

　　我七十三师尚未解放南江，王树声师长即报告说，驻该县桃园寺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与红军接头，表示愿意起义参加红军。任玮璋原是杨森的一名旅长，兼渠县县长，绰号“任胡子”。因不满杨森，把队伍拉到田颂尧“防区”，被田委任为旅长，盘踞在南江北部桃园寺一带大山区里，打富济贫，占山为王。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逸民和李载溥，就在这支队伍里。任玮璋愿意率部起义，是张逸民他们影响和鼓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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