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44)

四四

　　发动群众的力量，只能是红军。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自解放通江起，我们就从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陈昌浩热情很高，亲自部署、检查。政治机关对工作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革命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当地方言，注意工作方法等。南江、巴中解放后，我们又统一进行了部署，按各部队驻地划分区域，分片包干，发动群众。由总部直属队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总医院负责通江以北的泥溪场、苦草坝地区；十师负责通江东北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竹峪关地区；十一师负责得胜山、江口场地区；十二师负责巴中县城及以南地区；七十三师负责南江地区。这样，部队一面就地休整、补充、备战，一面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的工作，两不耽误，效果较好。

　　各部队的经验证明，发动群众的重要一环，在于从感情上真正同群众溶成一片。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我在巴中对下去的干部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起来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有天然的感情联系。他们到了川北老乡家里，说能说到一块儿，干也能干到一块儿。挑水、砍柴、背粮、背煤、烧饭、肩娃儿、扫院子、修房子、喂猪喂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干起来又内行，因而容易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事情就好办。

　　开仓分粮，平分土地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川北军阀、地主、官吏，对农民的剥削，简直是公开或半公开的血腥掠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仅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豪绅地主手里，多数农民处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赤贫地位。土地分等级，交租有区别。一般是上田佃三主七或佃二主八分成；中田佃四主六分成；下田佃主对半分成。“打打钱”（高利贷）盘剥尤重，月息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巧立名目的捐税，如田赋、青苗捐、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灯花税等，不下数十种，一年要征收十多次。封建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象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三条追命索。加上连年不断的战祸、匪患，许多农民被剥夺得“屋里光光，肚里空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境地十分凄惨。川北的自然条件那么好，而一无所有的赤贫户竟占百分之五、六十，充分说明了军阀地主统治的野蛮性、残酷性。

　　饥民们过去为什么要“吃大户”？就是因为大批的土地、粮食、财富都聚集在“大户”手里。川北的“大户”又称“发财人”，就是大地主。一个“大户”，往往囤集着几万斤粮食。解放通南巴后，我军首先是没收这些豪绅的粮仓，救济饥民。每当开仓分粮时，就象赶场一样的热闹。那些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背着背篓，挑着箩筐，从几十里外赶来，喜盈盈地领回全家的“救命粮”，含着热泪，对红军千恩万谢。他们说：“红军来了，穷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

　　“红军救了我们穷人的命，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

　　“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号召力。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事，红军来了，却成了现实。政治机关印发了“六大”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鄂豫皖时期《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作为动员群众，划分阶级成份和掌握政策的依据。分配土地，基本上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部分红军公田外，一般成人人均各五背田（“背”是川北计算土地的单位，每背相当于二斗粮的产量），小孩人均各三背田，大体能维持温饱生活。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房产、耕畜、财物全部没收，富农的部分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动。土地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贯彻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地富家里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并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带来了不良后果。

　　打倒了地主豪绅，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通南巴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群众对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知之甚少。但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领导和团结群众的骨干，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怎么办？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育吸收（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象扩大红军一样，会场上放一块大门板，上面写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名处”。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方式，所以当时发展的二百多名党员质量不高，后来逐步淘汰了一些。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后，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走向正常化。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军队和地方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五百余名。张国焘致开幕词。大会选出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付钟等三十七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同时，新划分的赤江、红江、赤北、巴中、南江五县的县委亦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决议，明确了党的任务与建设方向。为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决定成立川陕省委党校，分批训练党员干部。从此，党在川陕边区开始扎下了根基，由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状态，亦告结束。

　　▲建立红色政权

　　我军入川之初，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的职责。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旷继勋同志担任。他是贵州人，在四川活动的时间较长，又是蓬溪兵变的主要领导人，有一定的声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在拥军、带路、打土豪中表现积极而坚定的工农分子，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也派人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性质的政权组织，一面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一面筹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创造条件。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在通江县召开了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出席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明确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并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通江人，只有二十几岁，贫雇农出身，是个拥护党和红军的积极分子。《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是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的”。其任务是在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封建军阀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和全国的胜利。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保卫局、军事部（主管地方武装工作）及内务、监察、土地、粮食、财政、交通、文教、劳工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辖新划分的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包括镇巴、西乡一带的陕南特别区，约一百万人口。会后，各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亦均由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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