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38)

三八

　　已是十一月中旬，寒气袭人。部队的冬装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很伤脑筋。过了竹林关，经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想去镇安、柞水一带。走到凤凰嘴以东，又遇上胡宗南部堵截，只好避开。我跟十一师上了山，随后折而向北.部队抵曹家坪后，我们开了会，决定兵分两路越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向关中平原转进。

　　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倍受艰辛。可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人力可以歌取”，这话有道理。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歌，一段快板，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焕发精神，勇气倍增。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作用。

　　我军翻越秦岭后，进入关中平原。杨虎城见红军飘忽而至，逼近西安，赶忙调孙蔚如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尾追我们的敌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等师，也扑向关中，敌第二、四十二两师，沿陇海线西进，企图对我合围。

　　前有敌阻，后有敌追。我军首先向临近的堵截之敌开刀，在西安以南约四十里处的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四个营。那是张汉民的部队，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不想和我们真刀真枪地打。只晓得我们走，他们也走，平行跟着我们，于是打了这一仗。此后，他们就退走了。接着，子午镇—‘战，又击溃陕军一部。战斗中，十—‘师政委李先念负了伤。我说：你先跟部队走吧，后面我来指挥。那时，我们的担架剩的极少，负伤的同志大都是步行，重伤号走不动，尽量用担架，马匹带走，实在带不了的，才给几块钢洋，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些同志养好了伤，又去找部队。

　　再往西走，抵户县以南的傍徨镇。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第一梯队的十一师，七十三师先行，我和陈昌浩带第二梯队的十师、十二师殿后。我们还在傍徨镇附近休息，敌人又来了。我起床一看，哟！南山上的敌人已经摆开散兵线，向我驻地扑来，东面、北面也有敌军逼近，情况很危急。不管三七二十一，紧急集合队伍，组织反突击。激战数小时，歼敌胡宗南师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方转危为安。前行的我第——梯队闻讯返来接应，战斗已近结束。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这时，我们收到了中央十一月七日的来电。电文指出：

　　“（一）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损失。（二）现在的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三）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时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四）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五）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远在江西根据地，他们提出的上述任务和要求，远远脱离我军转战的实际，是行不通的。

　　§再越秦岭南渡汉水

　　关中之行，我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于是趁机再越秦岭，南下汉中。

　　十二月初，部队从周至县南马召镇附近出发，又进入苍莽崇峻的万山丛中。深山里面，气候严寒，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我们不顾疲劳，催军急进。部队发扬坚韧不拔的精神，经七日行军，一连越过九座海拔二千至三千米的高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十二月九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我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就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因为下一步部队要出山口，需弄清前面的敌情，也要防备敌人的突袭。那时情报工作跟不上，了解敌情主要靠找老百姓打听，再就是捉俘虏审问。

　　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

　　张国焘自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跳到外线，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国焘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其实，大家的意见有道理，你转来转去，总要开开动员会，至少要在高级干部中讨论讨论。我们打一仗，事先还要向部队做动员嘛！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的同情和支持。陈昌浩当然不会赞同，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为缓和下面的不满情绪，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等同志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西北军赵寿山的两个团布于秦岭出口处许家庙、沈贤村，堵截我军。我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打垮了这两个团，全军于十二月十一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那带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我们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汉中地下党曾来人接头，我们送了些武器给他们搞游击队。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徒涉。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徒涉。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我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我们，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风雪大巴山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十二月中旬。本想在这带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经给土匪糟踏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怎么办？还得另找出路。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

　　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们分析了在这带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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